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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王国维把哲学家、美术家对人类的贡献看得更高于政治家、实业家，因为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他们有纯粹的知识，有情感，而这些东西是哲学家与美术家提供的，政治家与实业家只满足了人们的生活之欲。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比较是否正确，但这确实表明，当时王国维在经受西方哲学影响之后的一个基本学术立场，这与中国“文以载道”以及“经世致用”的传统思想明显有所不同。 基于这样的理念，他更为强调学术的自身发展，倡导学术独立。在王国维看来，中国历来没有纯粹的学术家。他说，翻开中国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历代诗人也大都从属于政治，而小说、戏曲、图书、音乐诸家，更以“侏儒、倡优自处”，历来定位低下，于是他感叹说：“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④他认为这是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王国维看来，“政治上之势力”是有形的，是可以带来切身利益的：而“哲学、美术上之势力”是无形的，是“身后的”，它的作用会是在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通过长时间的研究，一旦豁然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这将是极为快乐的，其价值也是崇高的，“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也”。他最终归结到这样一点：哲学、美术家应该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保持其独立的位置。联系到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现状，王国维掩饰不住自己的强烈不满，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特别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例，认为他们受西洋学说之影响，而改造中国古代学说，并特别指出：康有为“之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谭嗣同的书，人们读它，也并不是为了书中的学术，而是“其在政治上之意见”。因此他们“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王国维认为，这决不是学术的正途，而是学术的异己。他在联系哲学、文学的实际状况后指出：把学术视为政治的手段，“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与此相对，当时载于《浙江潮》的《续无鬼论》一文在学术上也显得“浅薄”和“疏略”，但王国维认为作者是以学术为目的的，因此他赞许道：“固有可褒者。”文中王国维还特别引用康德的一段话而感叹地说：“‘当视人人为一目的，不可视为手段。’岂特人之对人当如是而已乎？对学术亦何独不然！然则彼等言政治则言政治已耳，而必欲渎哲学、文学之神圣，此则大不可解者也。”⑤此时的王国维正沉浸于康德、叔本华的学说学理中，他发表的这些议论显然是以西方的学术理念为参照的，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空谷足音了。 这种追求纯学术研究的认识，归结起来，至少体现出了这样几个基本观点：其一，学术本身的价值是崇高的，也是长久的，它可以让人“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在他看来，为王者或者说政治强人，他们尽管具有一时的尊贵，但也无法改变这种影响深远的价值。其二，中国传统学术之所以没能充分发挥抽象思维，并且在美学、逻辑学、知识论等方面严重缺失，正在于人们把自己的眼界仅仅局限于道德与政治等领域，而忽视了对学术本身的追求。其三，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传统的思维方式仍然影响着国人，因此，人们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仍然没能越出过往的做法，将新知识当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因此其结果必然是与愿所违。在上述的这些文字中，王国维所表达的是将学术与政治截然分开的学术立场，并对注重功利的倾向也表现出批判的态度。这是他对学术依循自身规律发展的一种积极追求。尽管在这一论述过程中他并未提到传统学术中的经世之学，但显然他并不会把它归入学术的正常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