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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期间，中共及其领袖还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架构初步做出了厘定，并通过课本进行教育和宣传：“我们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许多少数民族，组成近代的中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68](P.808)这一厘定的关键，在于确定了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所有民族共同构成了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由此也继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再次厘定了多民族中国的“国族—民族”架构，这与孙中山、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关于中国的“国族=民族=汉族”的认知完全不同[69]。也正是基于这种完全不同的认知，中国共产党由此不仅建构了完全不同的民族理论，而且在未来国家建构和制度安排上也有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贾拓夫在1940年以“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为题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因此中国抗战建国的澈底胜利，没有国内各个民族的积极参加，是没有最后保证的。”[70](P.816)李维汉也撰文提出，“日本强盗的目的是灭亡全中华民族，也就是要灭亡中国境内一切民族。这样，为着挽救自己的生存，中国的各民族和各个社会阶层只有联合一致，坚持抗战……为着更进一步的团结抗战，必须具体的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必须彻底根清大汉族主义，必须纠正狭隘的回族主义倾向。”[71](P.840)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多民族架构的认知，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完全不同，“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72](P.945)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思想是建构在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认知、对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厘清和关于“国族—民族”架构规划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一国族观和民族观，不仅有效地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一致抗日、共赴国难的共识，也在事实上成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和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制度架构的指导理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