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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两个月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改向川滇黔边境地区发展。红军总政治部在工作训令中指出，“严肃的军纪，广泛的群众工作，正确的民族政策，这不但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而且能够吸引至今还没有卷入中国革命洪潮的千百万少数民族加入革命。这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之一”[50](P.130)。5月，红军总政治部要求“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及其必须注意的事项”，强调“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51](P.141)。 在1935年8月召开的沙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在会议决议中专门安排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一节，其中指出“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并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史达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只有根据这种理论与方法，我们在工作上，才能有明确的方针与路线，学习马克思列宁史达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52](P.534-536)。同年9月，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在《红旗》附刊第一期上要求“尤其要重新严整部队的纪律，正确的执行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与肃清部队中违反群众利益任何最小的行为”[53](P.3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