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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地方党组织建立初期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其与中央的互动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传入云南。效法《新青年》而创刊的《尚志》杂志在1919年2月转载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滇声报》在同年5月刊载了列宁和李卜克内西的传记，在1920年又连载了《马克思逸话》。[22](P.19-20)1921年，来自云南祥云县的王复生与罗章龙、刘仁静等人选定十月革命爆发四周年之日在北京大学共同发起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该会预备“至少要购备《马克斯全集》英、徳、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各书现已陆续寄到”[23](P.132)；同样来自云南的王德三与胞兄王复生一起担任该会的法文组翻译并译注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文献。[23](P.10) 1925年9月，云南建立共青团特别支部；1926年1月，李国柱成为云南第一位中央党员。1926年11月7日，中共在云南建立特别支部；1927年3月1日在云南特别支部基础上建立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由王德三任书记。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对于回族地域，本党也应估计当地特殊的土地关系。中国有几省还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党应当努力奋斗，消灭对于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而赞助他们进于更高的文化程度。”[24](P.83)12月底，中共云南临委组织了“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并提交了报送中共中央的《少数民族问题大纲》。[25](P.183-184) 而大约在此前，云南地方党组织还提交了一份《关于云南小民族问题的一个简略报告》，这一未标注时间的报告不仅就云南的民族情况和民族关系做了概述性的总结，而且明确地提到了“统一战线”和“打破了民族的仇视和界限，一致的团结起来”，这在笔者所见的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是史上第一次： 民族的界限底形成，完全是由于各个民族的生活的环境所决定，而且是有很长久的历史过程的。云南的小民族虽然是这样的复杂，可是民族的界限却保持得很严的，主要的事实底表现如婚姻的观念，各民族却划了一道鸿沟，汉人想要同夷人女子结婚是不容易的。苗人同“浓人”也同样不可能。其次是生活的范围，他们都愿意本民族的人在一块居住，不愿意同别个民族混居。同时在交换上，非不得已时，不愿意同别个民族多来往，本民族对别民族完全不信任，这个尤其以苗瑶等民族表现得最充分。至于民族间的仇视，也是很厉害的，常常因为很细微的事端，民族与民族发生械斗，彼此打得头破血流，甚至于打死了很多的人……如何去克服民族间的仇恨和界限，这是民族运动中一个很切要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