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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中共中央在给云南省委的信当中明确指出，“云南少数民族运动比全国各省都重要，在少数民族运动中首先要打破仇视的观念，要争取各民族群众为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而斗争。”[37](P.117)5月，中共中央在制定反帝策略时提出，“反帝国主义必须是公开的口号，充分运用群众路线，才能团结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国内一切少数民族，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38](P.94)，这显示出中共中央在党的策略上还没有把少数民族列入团结对象，少数民族仅是“吸引”和“联合”的对象。同年7月，共产国际提醒中共注意边疆民族的问题：“党应当加强自己在少数民族之中的工作。党应当去和北部中国回民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并且加以指导，对于内蒙古的民族革命运动，满州[洲]的高丽工农斗争，以及南部中国的苗瑶民族，都要这样。同时，党应当认识安南日益生产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而扩大自己在安南人之中的影响，尤其是在云南香港和广州。”[39](P.589)两个月后，周恩来在传达共产国际决议时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中国革命在世界中占了重要地位，正因为他是领导殖民地革命中有极大的任务，围绕在中国四周的大都是弱小民族。内部也有许多弱小民族，虽然云南满洲只有一小部分。”[40](P.380)有鉴于此，中共在六届三中扩大全会决议中提出，“党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应如国际的指示加紧在他们中间的组织活动与反抗军阀，地主，土司，王公斗争的领导。在有少数民族区域的省委，应组织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管理此事。”[41](P.323) 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清算“立三路线”并向全党提出“党到群众中去，站在群众前面”的口号[42](P.48-49)，并指出“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还“没有注意到怎样去发展他们自己之中的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运动，回民内蒙古与苗瑶中少数民族运动一直到现在，还没能引起地方党部的注意，这是必须改正的”[43](P.90)。同年3月，云南党组织在给全国总工会的报告中，再次汇报了云南的民族问题： 小民族在云南是分布得很广而且十分复杂，他们在经济文化上都是很落后的，小民族计有夷、猓猓、摆夷、立梭等，他们在产业上工作上的人很少，大多数是务农，且多为佃农或雇农。在云南迤西边陲一带现在还保存着土司的制度，土司有他的政权，可以处置它制下的农民一切的问题，这些农民夷人或其他小民族居多数，他们是在一种半农奴的状态中生活着，这完全是一种封建的形式。所以云南民族问题，主要是一个农民问题，也就是一个土地的问题。[44](P.74) 1931年6月，中共要求在中华苏维埃大会上“提出关于拥护和援助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自决和解放的运动的决议案，以对抗反革命国民会议席上所拥护的国民党对于蒙藏回民族的‘藩属政策’”[45](P.313)，这显示出中共在处理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方面与国民党民族同化政策有完全不同的思考路线和政策主张，这无疑为中共中央正式提出民族团结思想进一步廓清了理路。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的认知和在中国革命中团结少数民族的思想是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其他民族地区相比较而言，云南党组织在民族问题上与中共中央的互动是持续且绵密的。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相关文献来看，多民族杂处共居的云南无疑是当时中共中央思考民族政策和汲取相关经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萌生与云南党组织的关联是密不可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