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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军长征过云南”与中共正式提出民族团结的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在9月22日结合日本国内的情况和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事件，指出这是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国内“日益紧张和革命化”的必然结果，并认为“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性的影响”[46](P.417-420)。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党外揭露“国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本质的同时，②另一方面从党内到党外有意识地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统称为国族意义上的“中国民族”③。这个后来改称为“中华民族”的概念，凸显出当时中共对于国家的多民族架构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和规划。 1932年，中共宣传部在提供给北方各省省委的讨论提纲中提出“加强满蒙各民族中的工作，紧密地与各民族的民众联合，同为苏维埃的主权而斗争”[47](P.342)的主张；在此前和这一文件中，尽管中共继续将国族意义的“民族”与指涉少数民族的“民族”相混用，但却是在抗战爆发后较早地提出少数民族问题和联合少数民族共同抗战的文献，而中共中央民族团结思想的逐渐清晰化过程，也是由此而始。在讨论通过的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的决议中，中共不仅把日本侵华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起来，而且提出要特别注意做好少数民族工作：“满洲的占领，上海战争，法国侵入云南，英国的组织藏兵侵入西康，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公开的最后的瓜分中国的政策是在积极的进行。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瓜分中国的参加者，日本暴行的同谋者与共同犯”[48](P.351-352)；“在满洲，陕西和晋北，特别应注意到少数民族——韩、回、内蒙古——的工作，吸引他们积极参加土地革命。”[48](P.361) 1934年11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在关于苗瑶民族工作的指示中首次提到了瑶族内部民族意识的凝聚，并称之为“民族团结”： 由于瑶民等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极端落后，民族与宗教的社会关系的统治，以及他们内部反对汉族压迫的民族团结，所以瑶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没有显著的开展，瑶民的土司管事等，在瑶民群众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49](P.2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