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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准确解读多民族中国形成的历史。在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下，对多民族中国形成的轨迹从自成体系的环境及独特的“族群”观、“中国”含义由指称“王幾”到指称多民族国家的变化、“大一统”是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主导思想、多民族国家建构主导者的换位及多民族国家国民建构的努力等方面做了理论解读。认为在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传入东亚之前，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在建立众多王朝或政权的同时一方面推动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多民族国家是中华大地上被称为“夏”的农耕族群和被称为“夷”的族群共同创造的；另一方面也实现着对区域内族群的不断整合，“中华民族”概念是凝聚的最终结果的体现。“自然凝聚”是多民族国家疆域和国民(中华民族)形成轨迹的突出特点。 关 键 词：自然凝聚/多民族主权国家/“大一统”主导思想/农耕族群/游牧族群 “天下”与“中国”是近些年来学界颇为关注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其为是上个世纪“历史上的中国”讨论的延续和另样体现，说明讨论在向深层次发展。①虽然“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经常见诸媒体，而“中国自古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也常见于史学论著中，但如何阐述“自古”，“自古”是始于何时，则已有论著并没有给出科学客观的理论解答。这个问题不仅是当今我国学术界依然面临的难题，更是我国国民教育中迫切需要补充的一个重要内容，以致在中国是谁缔造的，中国的属性是什么，如何看待汉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性质及其形成和发展，如何认识边疆政权的归属，如何认识西方学者认为的“长城以北非中国”诸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国学界难以突破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而民族国家理论并不能够准确解读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的历史。 笔者认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与美国、俄罗斯等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缔造的，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人们一般认为的汉人或汉族)起到了奠基作用，而分布在边疆地区的以游牧为主的“夷狄”族群则起到了发展和定型作用。尽管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但其形成时期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自然凝聚”。②由这一视角看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轨迹，有两条明显的主线贯穿其中：(1)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2)中华民族(国民)的形成和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同步发展并互为因果。基于此，笔者试图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解读多民族主权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希望有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 一、自成单元的环境与独具特色的“天下”/“族群”观 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于东亚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而伴随着农耕族群所建政权的出现，最迟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下观”和“族群观”。 囿于对周围地理环境的认知和对皇权的崇拜，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人将东亚区域称为“天下”。“天下”的范围随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水平而扩展，“天下”也有理想化和现实中的差别。《诗经·小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对理想中“天下”的描述，而经常见诸于史书记载的“大赦天下”则说的是现实中的“天下”，即秦汉及其之后以郡县为核心的皇帝政令可以实施的范围。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的描述：“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③可以视为是当今学者对中国古人理想中“天下”范围的现实理解，多民族主权国家中国就是在这一辽阔区域内自然凝聚形成的。 “天下”有理想和现实之分，“天下”的人群相应也有“夏”、“夷”之别。较早创建政权的中原农耕族群，很早就看到了自然环境对人群凝聚的影响，并有了“五方之民”的族群划分，《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最早对不同族群的认识，明显有别于基于种族而来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划分的标准不是相貌、肤色等人种特征，而是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等生产生活方式，划分的标准属于文化的范畴。 “五方之民”随着秦汉王朝“大一统”的实现及对农耕族群的凝聚和整合，演变为“夏”、“夷”两大群体。在两大群体划分的基础上，司马迁在《史记·西域传》中将西域的众多族群和政权分为农耕/“城国”和游牧/“行国”，很明显是以中原地区被称为“汉”的族群与草原地区被称为“匈奴”的族群的居住特点之间的差别为标准划分的。民国时期的地理学者胡焕庸在1935年以瑷珲和腾冲为两端，将中华大地上的人口分布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胡焕庸线虽然和司马迁的划分不完全吻合，但基本上也可以将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分为农耕和牧业两大群体。回顾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和所建政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上述中国古人对族群的认识对后代处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朝各代奉行的“因俗而治”、“用夏变夷”、“以夷制夷”等等观念和政策都基于这些认识，同时这些认识也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凝聚和交融、中华民族(国民)初步实现的凝聚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无论是称为“夏”“夷”，还是称为“农耕”“游牧”，在中华大地上互动的这两大族群的事迹几乎占据了古籍记载的绝大部分，不仅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化，成为共同的缔造者，同时也是当今我国56个民族的祖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