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主导思想 “大一统”思想是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主导思想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但已有研究多将其和董仲舒与《春秋公羊传》直接对接并不准确，其直接的思想源头应该是先秦时期的“服事制”和汉武帝“大一统”观念的形成。 关于“服事制”，《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后人对此多因机械性理解而否定之，实际上它是一种按照亲疏远近构建统治体系的统治理念，并不是机械地按照500里的规制来构筑统治体系，西周众多诸侯的分布大体是遵循和周王关系亲疏的原则，因此被分为“王之支子母弟”、“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翟之人也”。(11)秦并六国，秦王嬴政创造性地以郡县统治方式取代了诸侯，同时也强化了皇帝作为“天下”核心的地位，而“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2)的国力，为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出现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尽管与匈奴的关系问题是汉初重要边疆问题，但汉武帝的“大一统”观念却是在处理百越所建南越、闽越、东瓯三个政权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作为汉朝“藩臣”的三个政权经常处于征战状态，汉朝则自然成为了协调者。建元六年(前135)，在淮南王刘安的反对下汉武帝尽管出兵调节闽越与南越纷争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但事后还是派遣大臣向刘安解释自己的想法，其中“……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13)即凸显了其“大一统”观念已经形成。此事之后，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光二年(前133)“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进而才有了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中“大一统”观念的解释。 汉武帝为实现其“汉为天下宗”的理想，北征匈奴，灭朝鲜设四郡，亡南越设九郡，派张骞出使西域，(14)虽然遗憾的是其本人没有看到匈奴的臣服，但其后的宣帝却完成了其意愿，构建起了“大一统”的王朝：“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郡)[部]，置刺史。”(15)这只是汉朝疆域的核心区域，其外围还有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西域都护及“藩臣”匈奴的辖区。(16)汉朝“大一统”的实现，不仅对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族群及其所建政权形成了重要影响，而且其影响力也波及了以游牧族群为主体的被称为“夷狄”的族群及其所建政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汉代郡县区域成为“不可不臣”的核心地区。以西汉末出现在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的高句丽政权为例，虽然和西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保持称臣关系，但在隋唐时期称霸于东北亚，唐高祖李渊一度不想接受其称臣，但据《旧唐书·东夷列传·高丽》载：“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高祖乃止。”隋文帝、炀帝及唐太宗都有这一认识，唐太宗对其侍臣曰：“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为高丽讨弑君之贼。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然恐于后子孙或因士马强盛必有奇决之士，劝其伐辽，兴师遐征，或起丧乱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遗后人也。”(17)这也是隋唐两朝持续用兵高句丽的根本原因。(18)唐太宗灭高昌设置西州以及设置羁縻府州管理北部游牧族群都是受到了汉朝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