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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民族国家建构主导者的换位 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着众多的族群，建立过很多的政权，这些政权的建立者并非全部是“汉人”或称为汉族。“大一统”皇帝并非只能是“汉人”(夏)，“夷狄”也可以成为“天下之主”，这是匈奴人刘渊带来的观念。由此争夺“中国正统”就成为了“夏”(农耕族群/汉)、“夷”(边疆族群/游牧族群)关系的主线，共同主导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构建了多民族国家，这一认识虽然日益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是认为“汉人”或“汉族”是主导者的观点依然有着很大影响，因此客观认识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主导者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所谓“二十五史”的出现，似乎确定了中华大地上存在过的这些政权的“正统”性，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并没有血统甚至族属上的继承关系，统治区域也各不相同，何以能够被列入一脉相承的“正统”系列之中？唯一的合理解释应该是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对中华大地上形成的以“王”(皇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有着强烈的认同，而势力强大的政权统治者多数以成为“正统”为最高追求，由此导致不同族群所建政权长期持续不断地争夺“正统”就成为了中华大地上政治格局演变的常态，因此对“二十五史”出现更合适的解释应该是后世对这些政权争夺行为的一种认同。既然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都参与了多民族国家的建构，那么从“夏”、“夷”的角度来观察，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大一统”王朝只有四个：汉、唐、元、清，前两者的建立者可以视为属于“夏”的农耕族群，而后两者的建立者则是以“夷”为主体的游牧族群。也就是说，在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中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以“王”(皇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出现在称为“夏”的农耕族群之中，秦汉两朝是最初的实践者，而在实践过程中汉朝第一次构建起了辽阔的“大一统”王朝；而其后的唐朝，在汉的基础上将中华大地上更多的族群纳入到了自己的疆域之内，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但是，“夏”、“夷”的划分为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也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其中以“夏”为主体所建农耕政权难以对“夷”的分布区域进行有效直接的统治，不仅为族群的凝聚与交融制造了障碍，也阻碍了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与发展。障碍的破除，得益于被称为“夷”的族群尤其是游牧族群所建政权对以“王”(皇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的认同和争夺，由此出现的以游牧族群为主体建立的蒙古汗国及其发展而来的元朝，巩固和发展了汉唐的“大一统”；而其后满洲联合蒙古建立的清朝，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元朝的“大一统”，更是通过与邻国签署条约的方式试图将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明晰化，从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视角看应该说对多民族国家的疆域起到了定型的作用。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主导者的换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始于前述匈奴人刘渊，而实现于南宋和金的对峙时期。 《宋史·礼十七》载：建炎三年(1129)，高宗诏曰：“国家遭金人侵逼，无岁无兵。朕纂承以来，深轸念虑，谓父兄在难，而吾民未抚，不欲使之陷于锋镝。故包羞忍耻，为退避之谋，冀其逞志而归，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会稽，播迁之远，极于海隅。卑词厚礼，使介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遣使哀祈，无不曲尽。假使金石无情，亦当少动。累年卑屈，卒未见从。……惟我将士、人民，念国家涵养之恩，二圣拘縻之辱，悼杀戮焚残之祸，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并计合谋，同心戮力，奋励而前，以存家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3也有相同的记载。宋高宗向金朝皇帝上书表示“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之事，不能简单地将其看成是宋与金两个政权较量的结果，因为女真建立的金朝对以“王”(皇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的冲击代表着游牧族群对以匈奴人刘渊为开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契丹人建立的辽同样活动的继续，而宋高宗此举标志着这种冲击有了一个初步结果。由此开始被称为“夷”的游牧族群取代自称为“夏”的农耕族群，成为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主导者，其所建构的元朝实现了游牧和农耕族群在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最终由满洲联合蒙古建立的清朝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定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