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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民族国家国民建构的努力 如前所述，中国古人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族群观念，在依据不同的自然环境对族群划分的影响下有了“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认识，其后随着政权的出现以及以“王”(皇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及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中华大地上“夏”(华)“夷”二元的族群结构充斥于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并铭刻于古人的脑海，成为其族群观的主导。在这种族群观的影响下，“华夷之辨”、“守在四夷”等今人所认为的具有民族歧视意义的观念虽然成为中原地区农耕族群所建政权边疆政策的主导思想，但“夏”(华)“夷”一体却是这些观念的前提，并没有将“夷”排斥在“天下”之外，一方面认为“夏”(华)“夷”是可以变化的，另一方面“夏”(华)“夷”共同构成了“天下”。流行于隋唐时期统治阶层的认识是：“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24)或“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25)今人或将其视为歧视的表现，但不能否认“太阳”与“列星”、“本根”与“枝叶”本是“一体”，所以在中华大地上曾经建立政权的统治者多扬言“华夷一家”而期盼得到“夏”(华)“夷”的拥护，于是在实践中也将自己统治区域内的百姓整合成了以政权名称为名的不同人群。 《汉书·地理志》：“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史记·周本纪》：“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史记·苏秦列传》：“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旧唐书·地理一》：“郡县为理，秦人不免于败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自然是夏、商、周、秦、汉诸朝对境内族群整合的结果，而从夏人到汉人，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变化，对汉朝统治体系的认同应该是导致这些来源于不同族群的人们融合为汉人的内在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中华大地上族群的这种凝聚壮大并非一以贯之，而是随着中华大地上政治格局的演变而曲折发展，但在唐代开始出现了“中华人”的称呼。《全唐诗》卷637顾云的《筑城篇》：“西川父老贺子孙，从兹始是中华人。”《明史·日本传》：“(永乐)十五年，倭寇松门、金乡、平阳。……命刑部员外郎吕渊等赍敕责让，令悔罪自新。中华人被掠者，亦令送还。”“中华人”是对日本人而言的，其含义应该和“明人”等同，而非中原人。由此看出，尽管我们难以确定唐代“中华人”的具体含义，但《明史》中的“中华人”应该和前述各种人的表述具有相同的含义，体现着不同政权疆域内族群凝聚的状况，而这也应该是清朝试图将“臣民”转变为“国民”以及梁启超所谓“中华民族”名称出现的直接诱因。 伴随着清朝《尼布楚条约》等一系列国家条约的签订，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不仅外部边缘开始明晰，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而且境内族群的凝聚也有了宽松稳定的有利环境。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说：“大一统”时期应该强调“华夷一家”：“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弥合“夏”(华)“夷”界限的意图十分明显，所以“臣民”一词是经常见诸于《清实录》和《清史稿》的词汇，出现过883次，具有了和“百姓”、“民人”相同的含义。正因为有了统治者对境内不同族群“臣民”塑造的持续努力，(26)光绪皇帝“立宪”诏书中：“……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长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27)的“国民”概念才有了实体所指。与此同时，受到民族国家理论和“宪政”改革双重影响的梁启超在清末国体变革的大背景下创造性地将清朝“臣民”(国民)命名为了“中华民族”。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开创性地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28)“中华民族”作为“国民”的代名词，虽然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凝聚在清代的最终结果，但由于凝聚过程并没有结束，反而成为民主主义革命者反对清朝统治的政治口号，“满洲”一度被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由此也派生出很多不同的理解，成为了困扰当今中国学界的一大难题，但其整合中华大地上各族群的用意还是十分明显的。当今社会，由于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的缺失以及民族国家理论的严重影响，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很有市场，将“中国”定性为“汉族国家”是突出的表现，而实际上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在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同时，也凝聚形成了今天互相之间有“血肉”联系的56个民族。这也是面对日寇全面侵华著名的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史实基础。 综上所述，早在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传入中国之前，中华大地上的农耕和游牧族群已经在构建着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历程实际上也是王朝对区域内族群不断整合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因此族群的凝聚和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黏合剂。在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被称为“夏”的农耕族群和被称为“夷”的以游牧为主的族群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现在的多民族国家是56个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族群共同创造的。如果非要量化其中的功劳大小，那么农耕族群建立的汉、唐奠定了基础，游牧族群建立的元、清两朝的功劳则属于巩固和底定。 作者简介：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 100732 李大龙(1964- )，男，河北河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杂志主编、编审、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边疆学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疆域史和疆域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