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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的意义 西藏边境地区的教育研究与国家整体的教育研究既有共性，又有不同。西藏边境地区既是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区域，同时也是人类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地带。在国家层面的主权政治文化一体性与族群层面的跨境生存的文化多样性之间，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研究既要服务于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也要扎根于人类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由此，侧重文化立场的研究意义彰显。 (一)作为国家文化安全需要的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研究 西藏边境地区在中国与南亚各国交往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安全历来是我国国家主权安全的关键区域。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推进，西藏边境成为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重心之一。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就已提出：“西藏的吉隆、聂拉木等地区和廓尔喀疆土相连，又为交通要道，须竖立界碑，限制互相出入。”并强调：“今后邻近各国来西藏的旅客和商人，或达赖喇嘛派往域外人员，须由该管主脑呈报驻藏大臣衙门签发路证，并在江孜和定日两地方新派官兵检验。”还规定：“今后廓尔喀、不丹、锡金等藩属之回文，必须按照驻藏大臣指示缮写。关于边界的重大事务，更要根据驻藏大臣的指示处理。”①西藏边境地区备受历代中央政府的关注，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政治安全和经贸互通成为西藏边境地区发展的核心问题。伴随近现代中印边界问题的复杂性，西藏边境地区的政治敏感性有增无减。其中，历史形成的经济互市和文化交往的传统，也随着边境通道的开放与关闭，深刻体现出国家对西藏边境的安全要求，即在政治上稳定、在经济上活跃，与此同时，渗透着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性。 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研究本身也无法忽略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联系，由此引起学者在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研究中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关注。如陈泽远等人在《百年来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中提到：“1923年在江孜创办了培养西藏官吏与地主子弟的英文学校。”[2]英国殖民者试图通过设立英语学校影响西藏地方要人子弟，以培植亲英分子，达到通过文化途径的殖民目的，从而实现“西藏独立”的图谋。由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受到威胁，从根本上说，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文化主权受到了威胁或削弱”。[3] 西藏边境地区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文化认同的国家文化安全教育始终关乎国家稳定与主权安全。作为国家文化安全需要的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研究，主要体现在西藏边境地区教育发展的传统与现代问题研究中。比如，西藏边境地区对国家主体文化认同的教育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契合西藏边境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政策方略。同时，有关西藏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变迁研究，通过对边境地区的夏尔巴人、僜人以及门巴、珞巴等人口较少民族和群体文化教育发展调研，有力地支持国家对边境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决策，为国家文化安全及文化发展战略决策提供依据。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下，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研究也将始终坚持以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为追求，致力于国家“文化固边、文化兴边”的实现。在加大开放力度的背景下，强化西藏边境地区的国家文化认同，力求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有力地保障边疆的巩固稳定与繁荣进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