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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田野研究 人类学的核心是理解“他者”，如何理解，需要一定的方法。人类学研究始终追求对他者价值的尊重，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中立。何以能实现这种理解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人类学精神还是一种执著了解他文化的‘田野工作’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存在于书斋和课堂中，而是体现在自然环境下的多民族社区的生活中，体现在人类学家长年对‘他文化’的探究、接触、思考与解释之中。”[9]这里提到的“田野工作”就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贡献给人们的智慧。通过研究者进入特殊文化社区进行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与体验，进而获得第一手资料，以准确地理解研究对象的种种观念与思维。 教育人类学同样继承了这种方法，理由是田野工作更符合教育研究对象的特点。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教育问题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过去我们所讲的教育学上的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已不能把教育问题看成是一个学校范围内的问题了。也可以说，学校范围之内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牵涉很多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必须科学地加以分析，逐步地把这许多因素分析清楚之后才能进行综合治理。”[9] 面对西藏边境地区的特殊性及其教育特殊性，我们的研究方法不能简单地以数据来解释数据，不能只从书面上提出建议，而应当深入实地进行研究。比如，面对边境地区辍学问题时，不能仅以经济归因，需要从边境特殊的文化环境来分析，分析的基础首先就要试图理解当地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亲身体验当地的生活，由此才能真正明了一些边境地区独特的教育问题。西藏边境地区的教育是一个复合体，包括自然和人文的诸多方面，这一地区所表现出的教育发展的个性与共性、教育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都需要研究者俯下身子深入实地，怀着对文化传承的尊重，对多元一体的坚定追求，由此才会让我们的教育研究受益。 有关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的研究依然会伴随着国际政治的敏感性，同时还有中印边界问题的复杂性。但随着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力度的增强和国际视野的开拓，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构建过程中，西藏边境地区问题将会从一个单纯的“边界领土主权问题”、“国家关系问题”变成了“合作问题”、“联系问题”和“跨文化问题”。因此，加强作为文化交流、对话和互鉴的教育研究，尤其是以独具特色的“喜马拉雅山地族群文化圈”的文化多样与共生为特点的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研究，必将为推进与解决人类文明理解提供有益的经验。 ①参见牙含章所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②此分类基于鲍曼的文化分类观点，参见鲍曼著(徐莉译)《作为实践的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喜马拉雅山地文化”是以喜马拉雅山脉为自然区域的文化地域概念，其中世居着门巴族、珞巴族、僜人、夏尔巴人，还有不丹、尼泊尔北部和印度西北部山地族群，他们长期相互交往而形成了具有个性的文化区域，在此区域中自然生态多样、族群多元、文化多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