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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在边境地区的教育研究中，教育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逻辑，即边境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在此地区居住的人群也有特殊的文化，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边境地区教育传承发展的特殊性，也就意味着研究教育问题更要具有适切性。因此，近年来我国有关边境地区教育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以广西和云南为代表，从研究范围来说，从以往所关注边境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到深入研究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教育交往，不限于简单的学校教育。从研究内容讲，从以往简单的现状描述转向了深入思考，从简单的经济归因拓展到整体性的文化思考。从研究方法讲，从单纯的经济统计数字向综合运用量化与民族志的质性转向。由此，在笔者看来，西藏边境地区教育同样也需要这样的突破，从教育人类学范式出发，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解决好价值取向、研究视野和方法选择这三个问题。 (一)从“多元一体格局”审视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研究 在教育人类学看来，人在文化系统中的调节与适应是教育需要关注的问题。在怎样的一个运行着的文化系统中生存并发展生命，决定着族群维系与认同的方式，其中教育作为文化传习与文化调节适应力获得的途径至关重要。由此，在研究教育时，不能离开其文化系统来讨论，其研究的价值取向同样需要考虑文化背景。 “多元一体格局”是由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它是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本土理论建构，试图解释中华民族的合理存在，也试图描述人类文化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状态。“多元一体”不仅体现着中国自然地理差异与相互补充，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中华文化上的多元与融合，深刻地指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观念及其基础。这一思想对我国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都有着指导意义，也是我们分析与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认识基础。正如“边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层面的概念，也是中国国家观念的一种表达，自然用“多元一体”的理论来思考更为恰当。 对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的研究，同样需要在“多元一体”的理论框架下讨论。一方面，始终要站在中华民族一体的文化追求下分析思考，如研究边境地区教育发展问题，既要将其放入西藏文化教育的总体发展来思考，更要放入我国整体文化教育的大格局来思考，特别是在文化传承中，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念的认同，以体现其一体的特征。另一方面，研究西藏边境地区教育问题，还要将其放入以“喜马拉雅山地文化圈”为特点、以“中、巴、尼、印、不”跨境文化共生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特殊环境中来审视，在分析其文化多样性的教育发展问题时，要秉持“特殊而不另类”、“借鉴而不复制”的原则，切实理解西藏边境地区教育与祖国内地教育的客观差别，将现代学校文化传承与族群传统文化传承并重起来，将现代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整合起来，以利于多元的和谐共生与互补。总之，站在“多元一体格局”之下来研究西藏边境地区教育问题，对当代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及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皆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