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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的梳理与分析，与孔子谈“仁”的次数而言，孔子谈“利”谈“命”都很少，言“利”与言“命”次数几无差别。但有些学者认为，从孔子谈“命”和“天”的话语来看，孔子有明显的天命论立场，因此如果说孔子“罕言命”就说不过去。如蔡尚思就认为，孔子是以天命论的思想为既定的封建社会财产关系秩序作辩护的。自何晏以来，注家多以为《论语·子罕》首条语录表明孔子既很少谈利，也很少谈命、谈仁。其实都是误解。“罕言利”，本来不是不言利，而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人们得利失利，早由命中注定，即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种说教，有两重涵义：首先，是给传统的财产关系蒙上一层宗教帷幕；其次，在财产关系的封建化进程正在加速实现的时候，孔子特别强调富贵早经天命注定，又只能证明他力图给热衷趋利的人们服一帖麻醉剂(32)。有学者指出，《论语》中多处记载都强烈地反映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孔子是承认和认同天命的，而且十分看重和肯定天命，把“天命”看成积极因素，完全不同于对“利”的态度。如孔子将自己年龄中很成熟的一段叫作“知天命”之年，便是百分之百的肯定性证据。《论语》最后一篇记载：“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更是表明孔子对“命”的看重(33)。有学者指出，《论语》中孔子除了谈到“命”，谈到“天”的也有不少，如“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等，认为在儒家哲学思想里，“天”是有意识的超自然的主宰，也即天命、天意。孔子由于相信天的权威，自然形成了“天命”论观念。由此可以断定孔子罕言“利”，多言“命”，多言“仁”(34)。有学者还分析认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中的“天道”是指天地万物消长的普遍规律，在孔子的言论中确实鲜有，但孔子关于“天命”的言论却明明白白。除了《论语》之外，其他文献如《孔子诗论》中，孔子对“命”没有任何犹疑，完全是一种大肆宣扬的态度(35)。 孔子承认人的生命或命运受制于某种外在的神秘力量，如《论语》中有：“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子夏也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但是，如果根据孔子说过“知天命”、“畏天命”的话就说“赞许天命”，“认同天命”，“维护天命”，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从孔子对于“命”言说来看，流露出的是“无可奈何的感伤与不满”(36)，孔子对“命”不是赞许而是悲叹，如果说孔子“赞许命运”，是有违孔子思想的前后一致和内在逻辑性的(37)。而且，在孔子的思想中，“命”与“仁”是有本质差异的，如皇侃所言，“命是人禀天而生，其道难测，又好恶不同，若逆向人说，则伤动人情，故孔子希说与人也”，程子、朱子也说“命之理微”，所以对“命”言说需要谨慎，否则会误人；而“仁之道大”，所以对“仁”的宣扬可以说是多多益善。 此外，解释二认为孔子肯定和赞同天命、仁德，而不屑于言“利”，否定或反对“利”，也是不当之解。虽然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但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和反对“利”。相反，孔子尊重老百姓的物质利益，主张利民富民，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孔子只是反对见利忘义和“不义而富且贵”(《论语·述而》)，如果是“以其道得之”的利或富，孔子是赞成和鼓励的。例如，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就表明孔子对天下太平却“贫且贱”者的鄙视，也表明他对取之有道的利与富的倡导与鼓励。孔子与弟子冉有的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也充分表明了孔子的富民思想和“富而后教”，使民“富而无骄”，“富而好礼”(《论语·学而》)的教育和社会治理理念。 (三)对解释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讨论 解释三将前一“与”字理解为并列连词，将后一“与”字理解成意为“赞许”的动词。持这种断句和理解的人相对前两种解释要少。 台湾学者方骥龄将此章译为：“孔子很少谈论私利与命，却赞许他人与人为善。”他认为，《论语·子罕》篇“皆孔子不言利及命之说。孔子所不言之利，私利也；不言之命，个人之命运也。但孔子独重视取人为善、助人为善、许人为善之道，故全篇所编列之章，无非为孔子与人为善之事实”，“本章所谓罕言利，殆罕言个人之私利，如官位利禄是也……本章所谓命，个人之富贵生死，孔子所罕言也”，本章中“与仁”之“与”，是“悦也，助也，赞许也，同也，从也，亲也”，“与仁”即“与人为善”“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38)。萧民元也认为，本章应断句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思是孔子很少谈到“利”与“命”，却常常赞许“仁”(39)。何新指出，以前的断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当，因为“《论语》中讲利六次，讲命八次，讲仁则无数次，非罕言仁也。”他认为“与仁”之“与”，意为“语也”，因此此句应为“子罕言利与命，语仁”(40)。 解释三符合《论语》中孔子很少谈利与命而谈仁较多的实际情况，但历来持这种解释的人较少，主要原因可能和将同一句中的两个“与”字分别解释为连词和动词的用法在早期典籍中罕见有关。此外，与前述解释二“孔子很少言说利益，却赞同天命和仁德”存在语义搭配的逻辑问题一样，解释三“孔子罕言利与命，赞成仁”的“罕言”和“赞成”是两个不同方面的概念，也“存在前言不搭后语的逻辑混乱”(41)。何新将“与仁”的“与”解释为“语”似乎避免了这一问题，但语言文字学上的证据不充分。 (四)其他解释简析 除了上述三种解释之外，对此章还有一些不同的注疏与解释。 清代焦循在《论语补疏》中称，“孔子赞《易》，以义释利，谓古所谓利，今所谓义也。孔子言义，不多言利，故云‘子罕言利’。若言利则必与命并言之，与仁并言之。利与命并言，与仁并言，则利即是义。‘子罕言’三字呼应两‘与’字，味其词意甚明”(42)。根据钱穆的注解，“孔子少言利，必与命与仁并言之”的说法在《论语》中不见其例，所以非本章正解(43)。 有学者将此章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思是：“孔子很少说话，是功利的原因吗？是命运的关系吗？不是的!是仁道原则促使他这样的。”(44)也有人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认为前一“与”字为连词，后“与”字为语气词“欤”，意思是：“孔子很少谈及功利与命运，这是仁德的(一个方面)。”(45) 有分析认为，孔子使用“仁”，多从道德伦理的实践方面着眼，极少从抽象的人性方面进行哲学本体论的探讨。所以，此章的“仁”是指“人”，即人性。“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应解释为“先生很少谈到利欲，天命(即天道)、人性”(46)。 还有一种分析认为，如果按解释一理解“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根据《论语》中“子之所慎：斋、战、疾”，“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等表达句式，此章应该表达为“子罕言利命仁”或“子罕言利、命、仁”，而其中加了两个“与”字，必是讲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从句式、语意和思想内涵等方面看，把“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解释为“孔子很少谈到功利与命运与仁德的关系”比较符合原意(47)。牛泽群也认为，此章释作“子罕言：利与命、利与仁”则更佳，即孔子罕以利、命及利、仁并讲。夫命之理微，则利之理则浅……罕以利、命并提，是所谓回避敏感问题，既反映其不完全宿命观，又见其慎言而不侈言妄说之风格(48)。宋钢也持近似解释，认为“与”字作动词解有“参与、相关”之意，即现代汉语的“有关、有关系”，因此本章应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即“孔子很少说利跟命有什么关系，跟仁有什么关系”(49)。杨润根也将“与”理解为支持、参与，引申为联系、原因，意为“把……归因于”，所以此章的意思是“孔子在谈到一些人所获得的现实利益时，很少将它归因于他们的命运或他们的美德”，因为在孔子看来，在没有正义的世界里，一些人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不是上天的恩赐，也不是美德的报酬，而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所导致的不正义的结果(50)。 上述解释虽都有一定的理由和创新见解，但都不无这样那样的牵强之处。 此外，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认为，此章中的“仁”应为“夷”，意为“孔子很少谈利，很少谈天命，也很少谈夷狄”(51)。对于此解释，下文将作较详细的介绍与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