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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罕言夷”看孔子的民族思想 要把握孔子的民族观和民族思想，需要将孔子的言论与古代中国民族的发展以及孔子所处时代的民族关系状况结合起来加以分析。 作为多元复合体的中华民族，其核心“华夏”族本身也是一个复合体，其早期的来源是夏、商、周时代的三个不同氏族：起自东方的殷商，其血统与东方夷族很接近，或与淮夷为一族；起自西北的夏人，其种族来源与周人的关系很密切；起自西方的周人，其血统与西方戎族很接近，或与氐、羌为一族，至于姜姓，更是西羌的近支。周人因为与夏人的渊源关系而自称为“夏”，随其势力的扩张，“夏”也就成为中原人的通称(64)。诸夏初起时，夷夏杂居，夷夏之分并不严，只分地域远近，因此“他族得进而为夏，以至为汉”，这是“中国民族史上一大关键”(65)。商朝末年，武王联合庸、蜀、羌、微等部族，共同伐商取得胜利，“小邦周”取代了“大邑商”。周人为维护新王朝的统治，采取分封、联姻等政策，大量分封功臣谋士、亲戚昆弟，团结各族群的诸侯贵族，并以商代就已存在的配祀制度(是指有功德的臣子死后可以与先王一同接受祭享)作为国家祭祀的重要制度，对建立各族群的共同信仰和促进相互认同与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66)。西周时，开始有“夏”、“夷”区分，但并没有明显的夏尊夷卑的观念，更没有明确的“华夷之辨”。所谓“华夏”，是文明伟大的意思；所谓“中国”，是天下之中的意思；其意义只是文化的与地域的，种族的意义很少(67)。即使是华夷之间的文化差别，也不是绝对的，少数民族到中原，就被华夏民族同化；同样，华夏民族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就被当地民族所同化。 进入春秋初期，周王室衰微，列国争雄，中原内乱又导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情形，如《春秋》、《左传》就有关于当时夷狄灭温、侵卫、侵郑、侵齐、侵鲁、侵宋等大量记载。在此背景下，周王室也只得求助于诸侯中的霸主讨伐夷狄，齐、晋、秦等北方诸霸先后都有征伐戎狄、戍卫周室与华夏的行动。“尊王”“攘夷”虽是春秋霸主们的策略，却也反映了一种社会需要和历史趋向(68)。随着民族矛盾与冲突的激化，民族意识也逐渐兴起，“夷”“夏”对立的观念开始确立，以前作为文化区分的“夏”“夷”称谓，也几乎“渐渐变成种族的称号了”(69)。从相关史籍的记载看，当时夏尊夷卑观念已形成，在处理华夷关系时强调“华夷之辨”。如《国语·周语中》记：“(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左传·闵公元年》记：“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襄公四年》记：“晋国魏绛主‘和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记：“秋……(鲁)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左传·定公十年》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称：“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些记载与评论，都表现出对“夷狄”的歧视和华夷“内外有别”的华夏民族意识。 在戎狄交侵中原之际，齐桓公因“救中国而攘夷狄”(《公羊传·僖公四年》)受到拥戴，孔子也赞其“正而不谲”(《论语·宪问》)；对于辅佐齐桓公的管仲，孔子称赞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也正是根据孔子对管仲和齐桓公“尊王”“攘夷”的评价，后人认为孔子有强烈的严“华夷之辨”以防“用夷变夏”的思想，孔子也被后世的经学家宣传为“尊周室，攘夷狄”的圣人，好像孔子对于所谓“夷狄”是很严厉的(70)。一般认为，经孔子删定的《春秋》，强调“华夷之辨”以严“夷夏之防”，被称作“春秋大义”，是“中华元典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71)。如根据《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对《春秋》的阐释，在对夷狄的称谓和对待夷狄的原则上，《春秋》蔑视和贬低夷狄，主张“中国”团结起来“攘夷”和接纳夷狄向善(72)。杨树达在抗战期间所著的《春秋大义述》，也将“攘夷”列为《春秋》微言大义加以阐发，认为“《春秋》严夷夏之防。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73)。钱穆也指出：孔子《春秋》诛乱臣、讨贼子是大义；《春秋》“内中国而外夷狄”，夷夏之辨亦是大义(74)。 其实，就如白寿彝等所指出的，孔子在华夷问题上的态度是理智的，孔子在口气上对夷狄蛮貊看似有点不以平等相看，但认为他们和诸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标准，认为夷狄也有长处，有的地方比诸夏还好。孔子的这些思想，是与一些持狭隘的民族观念的人大不相同的(75)。潘光旦指出，只容许“用夏变夷”，而不容许用夷而自“变于夷”，这一原则是孟子最早提出来的。相比较孔子“文德招徕”原则的静止而消极，孟子“用夏变夷”的原则是主动而积极的(76)。白寿彝也指出，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话，不只是表示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表示了对其他民族的严重歧视。孔、孟对民族关系的两种态度，实际上是民族关系史上两种观点上的根本分歧，到了秦汉以后就更为明显了(77)。严“华夷之辨”和坚“夷夏之防”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发挥过激发华夏(汉族)民族气节和增进华夏疑聚力的效应，但“华夷之辨”作为一种古代的民族观念，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它所宣扬的“华夏中心主义”，视异族外邦为无文化的野蛮人，显然是狭隘的，非理性的(78)。无论是主张“以夏变夷”还是“用夷变夏”，其实都不是以文化交流的眼光来看问题。在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各民族历史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往往都是相互接受并加以继承和发展的。 与前述《左传》等文献中所记载的视夷狄为“豺狼”、“禽兽”的极端民族偏见相比，孔子把各民族都当作同样的人，其中不乏民族平等观念。孔子曾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潘光旦指出，此话表明孔子认为“少数民族同具人之特征”(79)。在孔子看来，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也是可以接受先进的礼乐文化而得以文明化的。《论语·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就是明显的例子。 对于《论语·八佾》篇中孔子所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句，历来一种较为普遍的理解是认为孔子此话的意思是“文化落后的夷狄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国没有君主”，认为这表明孔子受时代局限，其思想里有强烈的“夷夏观”和“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是大汉族主义的源头(80)。实际上，这一理解与解释，无论从《论语》的逻辑还是从孔子的思想体系来看，都是有问题的。《论语·八佾》篇主要是谈礼、乐的，而且各章之间有比较密切的逻辑和义理的联系。开首两章“八佾舞于庭”和“三家者以雍彻”及其他各章都表明春秋时期中原诸国无君无长、礼崩乐坏的情形，也表现出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慨和“正礼乐”的决心与努力。如果孔子所言“夷狄之有君”句的原意是“夷狄有君主，还不如诸夏之无君”，那孔子对鲁国等诸侯国“礼崩乐坏”的愤慨、忧虑和正礼乐的努力也就没有必要了!而且，当时诸夏各国君臣相夺、父子兄弟相残的状况，确实谈不上比“有君”的夷狄有什么优越的地方，也很难设想孔子会有如此自大的观念。因此，如程子、朱子那样将“夷狄之有君”理解为“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谮乱，反无上下之分也”更恰当，既表明“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81)，也符合孔子的思想体系。 孔子不但认为夷狄可以文明化，而且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原的礼崩乐坏中失传后，有可能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方得到保存或发扬。例如，孔子就曾向夷人后裔小国的郯子求教古代官制，并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潘光旦对《左传》中此记载的评注称：“是郯亦夷也。杜云，‘《传》言圣人无常师’，郯子之所以为不常，正以其为‘夷’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云‘礼失而求诸野’也。礼亦可作为文化之总称，少数民族中可能保留更多的中原旧文化，即‘学在四夷’也。”(82)孔子在诸夏“邦无道”，“道不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为所用时，打算“居九夷”(《论语·子罕》)或“乘桴浮于海”(《论语·卫灵公》)，表明孔子除了想在夷狄之地传播文化，推行自己的治邦理念外，也不无“礼失而求诸野”的意味。 在当时中原诸夏与所谓“蛮夷戎狄”杂处混居的时代，在处理华夷关系上，孔子主张要通过仁义礼乐的政教，使“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主张各民族友好往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孔子不抱民族偏见也体现在其“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思想和仁者胸怀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充分体现出在孔子没有种族主义，这一思想也孕育了中国人“天下一家”、“天下一体”的民族包容性和超民族国家观念。关于孔子“有教无类”的“类”，一般都解释为阶级、阶层方面的差别，而较少联系到民族或种族问题。李济对安阳殷墟人骨的分析表明，活动在商代中心地区的人们，有着极不同的种族来源，远不是纯一人种(83)。到孔子时代，中原地区的人种差别仍然很大，所以孔子“有教无类”中的“类”主要不是指贫富等级差别，而是指种族特征差别，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平等待人，反对种族歧视，这是很进步的思想(84)。孔子的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其族属和文化传统差别很大，从国别看，分别来自鲁、齐、晋、卫、宋、陈、蔡、燕、秦、楚、吴等不同国家(85)，如其中就有来自“蛮夷之邦”楚国的公孙龙、秦商和吴国的子游等。这说明在孔子的思想中，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华夷种族之分。就如费孝通所分析的，从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看，夷夏之间的差别只是文化的，在人的本质——“类”的层面是一致的，并没有不能改变的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别是不同于西方的“文野之别”的(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