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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称“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但他并没有因周灭商而心怀狭隘的民族感情，相反，就如胡适所言：“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的趋势，他知道那个富有部落性的殷遗民的‘儒’是无法能拒绝那六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周文化的了，所以他大胆地冲破民族的界限，大胆地宣言：‘吾从周!’”“孔子的伟大贡献正在这种博大的‘择善’的新精神。他是没有那狭义的畛域概念的。”“殷、周两民族的逐渐同化，其中自然有自觉的方式，也有不自觉的方式，不自觉的同化是两种民族文化长期接触的自然结果，一切民族都难逃免。”“那自觉的同化，依我们看来，与‘儒’的一个阶级或职业有很大的关系。”(87)作为当时民众所期望的圣人，孔子“打破了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了殷周民族的畛域，把那含有部落性的‘儒’抬高了，放大了，重新建立在六百年殷周民族共同生活的新的基础之上：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他也成了‘外邦人的光’，‘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88)孔子以开放的心态，超越种族和文化区分，对夏、商、周各自优秀文化成果一视同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由此而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与民族观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观念，不但中原各国自认黄帝为其共同祖先，就连被诸夏歧视的蛮夷戎狄，也往往自认为是黄帝的子孙。这样，“中原的民族也就渐渐地相信楚的始祖真是文王之师，吴的始祖真是至德的泰伯了!于是骊戎也与周同姓了，姜戎也成了四岳之后了。到了后来，从前的蛮夷戎狄，竟可以把别的民族称做蛮夷戎狄了”(89)。“中国民族出于一元”虽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一种“神话”，但中国各民族的这种华夏认同心理，却正是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与潮流的反映。 钱穆指出，周公、孔子都讲大一统，孔子著《春秋》，也正是以“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世界通史”，直到现在，“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这样的书”，这一《春秋》大义，我们不应该迷失或忽略(90)。傅斯年曾批评孔子、司马迁等持“大一统”观念而忽略三代尤其是周代夷夏冲突的神话与史实，他认为，夏后一代的大事，现在可得而考见的，都是与夷人的斗争，但“春秋战国的大一统主义哲学家都把这些显然的史迹抹杀了，或曲解了!”“可惜太史公当真不是一位古史家，虽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不提，为其作正义者所讥。求雅驯的结果，弄到消灭传说中的史迹，保留了哲学家的虚妄”(91)。实际上，傅斯年所谓孔子或司马迁对民族斗争史迹的“抹杀”，正体现出孔子等先圣先贤在各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时代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整合的努力。再如，为什么中国的史书对于春秋二百多年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天下大乱”状况，却以文气十足“礼崩乐坏”一词来描述和解释？这是因为不讲“礼崩乐坏”，就难以判断春秋大乱的性质，这也深刻体现出中国古代先贤深谙文化奥秘的政治智慧(92)。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正是这些先贤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适时地进行文化整合，用新的意识形态涵养人的精神世界，以达到新的天下大治。 那种认为孔子因限于其时代与阶级局限性而有狭隘的民族观念和民族偏见的观点，是对孔子的最大误解。费孝通指出，在处理跨文明关系、跨文化交流这样更复杂、更微妙的人文活动时，就要求我们运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原则，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关怀”和“主体感受”，这是一项涉及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里的，以“人”为中心的系统工程(93)。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有费孝通所说的这种至深的“文化自觉”意识了。在当时民族冲突和“华夷之辨”最为盛行的时代，他极少言“华夷之辨”，即使偶有言及少数民族，也并没有强烈的文化与民族偏见。孔子之所以“罕言夷”，根本原因是孔子在对西周以来，尤其是春秋时期各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进程的思考、观察与亲身体会中，深刻认识到尊华夏而贬夷狄的“华夷之辨”盛行并不符合天下大道运行的方向，对华夷问题的讨论，事关民族关系现状和未来，不得不谨慎。这体现出孔子在处理文化、民族之间关系上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 四、孔子民族观的意义 孔子的民族思想及其所奠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历史过程中成为一个民族，与“我们只有民族文化的自觉而没有种族血统的偏见，我们早有很高超的民族主义”有密切关系(94)。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帮助中国政治家将多种种族成分统一成了一个民族，将多种地方文化融合成了一种文明”(95)。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中“天下”观念一以贯之，“不仅无鲜明的民族观，抑且无坚强的国家观”，“自始即不以民族界限、国家疆域为人文演进之终极理想”，正是这一文化传统，使得中华民族能“更融凝，更扩大，成为一更新更大的民族”，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一统，“一个既理想又伟大的民族国家，遂在世界人类的历史上开始完成”(96)。正是因为中国文化这种伟大无比的力量，中华民族成为“人类一奇迹”(97)。“有教无类”和“天下”观念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融合进程，使中华民族的形成表现为一种双向过程：从自下而上的过程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将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纳入一种高层次秩序的历史；从自上而下而言，高层次的秩序从未排斥低层次的民族文化系统，在中华民族与自身所容纳的“其他文化”之间，从来就没有明确的分界线(98)。中华民族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族群，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99)。 孔子所奠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于人类未来的和谐相处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就如梁漱溟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次发言中所强调的，中国文化中“随着注重伦理而来的是讲‘天下太平’，‘天下’无所不包，不分国内国外，无疆界可言；讲‘天下太平’，最无毛病，最切实可行。这个精神最伟大，没有国家，这是人类的理想；前途不外乎此”(100)。费孝通指出，在当今这个世界性的“新战国”时代，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来为世界上具有不同文化、历史和心态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101)。 孔子在民族问题上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对今天我们研究民族问题仍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族群或民族认同越来越成为影响人类群体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由于各人类群体之间发展不平等等原因，多元文化主义、认同政治等思潮和实践在世界范围内有非常广泛的影响。文化身份以及各种人为建构的文化“独特性”，“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合法的政治资源”(102)。当前，我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还面临许多挑战，围绕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民族矛盾、冲突和问题仍然存在。学术理论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虽然不断增加，但歧见增多、价值取向模糊不清且不能与民族地区发展实践实现有效对接等问题也十分明显。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在理论上没有准确解读和坚持民族融合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中的定向和定位作用”，“在不断强化民族个性、民族意识和民族差异的同时，淡化了民族发展过程中交流、交往、交融和民族融合在民族关系实践中的导向性作用”(103)。因此，在民族和文化问题的研究上，我们更需要有孔子那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意识，要以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促进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宗旨和立场。在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要防止文化霸权与强制同化，但也要警惕那种将文化差异绝对化和本质化作为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而人为扩大民族差异、制造民族矛盾和纷争的意识形态及其对民族关系实践的破坏作用(104)。 ※此文曾在中国民族学学会2015年年会“民族与国家”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感谢胡鸿保、李红岩教授的审读和意见，感谢本刊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奂平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