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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德超，冯道军，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姚德超，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冯道军，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内容提要：边疆治理现代化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由于边疆治理的传统理念正经受冲击、边疆治理的传统结构正面临解体、边疆治理体制的功能正逐渐弱化，边疆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严峻挑战。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方略与“一带一路”战略框架和现代治理思潮的高度契合性，理念革新、结构重组、体系重构与能力重塑是边疆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基本路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重塑现代治理技术，有助于推进边疆治理的整体性现代化。 关 键 词：“一带一路”战略/边疆治理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境外非政府组织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挑战及其应对研究”(编号：15YJC810020)。 边疆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诉求，又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水平。在党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之后，边疆治理现代化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它必将成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积极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的战略支点。在此视野下，加强边疆建设、推进边疆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既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实践课题，又是边疆理论研究应当重视的焦点议题。 一、“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边疆 边疆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在动态中不断发展的概念。历史上的边疆，是指地理上远离王朝统治核心区域的边远区域，也是王朝国家与邻国接壤的地区；在政治意义上是指国家政治统治系统的神经末梢与周边传感器[1](P.59)；由于区域居民多为少数民族群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习俗、文化传统，因而边疆被赋予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和道德涵义[2]；此外，边疆还具有独特的经济与社会内涵。总体来看，传统意义上的边疆概念主要是指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在形态上主要是指陆地边疆，即国家相对于统治中心区域的领土边缘部分[3](P.6)。如今，人们的边疆观已经由一维陆疆向二维海疆和三维天疆拓展，认为边疆是“一个以历史、民族、国家为基础并由陆疆、海疆和天疆组成的立体空间”[4](PP.50～55)的“硬边疆”。而以无形边疆或虚拟边疆形式存在的“软边疆”概念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所谓“软边疆”，是指“三位一体的‘硬边疆’以内代表人民的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战略等因素的总和”[4](PP.50～55)。相应地，“软边疆”包括了“硬边疆”以外的政治边疆、经济边疆、文化边疆、社会边疆、信息边疆与战略边疆等 多种形态。“软边疆”是从保障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边疆概念的重构，充分突显出全球化、信息化、国际形势深刻变化背景下无形或虚拟要素对国家边疆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影响，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软边疆”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边疆的内在属性与独特性，无限扩大了边疆的外延，能否成为边疆理论的基本范畴，仍需进一步检验。事实上，虽然“软边疆”概念强调了边疆形态的无形或虚拟构成要素，但仍然离不开实体或物质形态边疆的依托。尽管边疆地区具有边缘特性，但无论其地域范围有多大均属于国家的疆域范围。为了巩固政权与行使主权，国家就必须将政权系统延伸到边疆地区，并且在合理确定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建立地方政权。从实践角度看，人们更倾向于依照行政区划来界定边疆。 在现行省级行政区划中，我国与周边国家接壤的陆路地区包括云南、广西、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9个省区，这9个省区也常常被视为边疆省份。本文从行政区划的角度使用边疆的概念。在国际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中，国内各地区被明确纳入线路版图的省区有18个，而9个边疆省区全部位列其中，在数量上占据一半且多数被赋予清晰的定位。以西南地区为例，广西要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要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西藏承担着推进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的重任。 边疆地区被纳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线路版图，部分取决于其具有的巨大发展动力与潜力，更取决于其天然的区位特点与地缘优势。“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积极探索国际合作共赢新路径与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大胆尝试，着眼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沿线国家，是集利益、命运与责任于一体的复合型国际共同体的视野。而边疆地区是中国连接周边国家的门户，也是中国走向欧亚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重要纽带。如果边疆地区缺席，中国与国际社会命运共同体的“经络”自然会被切断，“一带一路”建设也就无法走出国门成为一种协商共建的一国际化、全球化的治理行为。正是这种天然的地缘优势，赋予了边疆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独特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