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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落：中国人类学社区研究的范式 村落是中国人类学传统而经典的研究对象。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在其中国研究中构建起“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的西方式中国观。后来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又在《中国人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进入20世纪后，荷兰人高延(J.J.M.de Groot)、美国人葛学溥(D.H.Kulp)等西方人类学者，也把村落作为理解中国的着眼点。随后，中国学者吴文藻吸纳了美国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理论和英国人类学结构—功能理论，开创了燕京学派，也倡导以社区作为基本的文化单位来观察中国。 此后，刚起步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以村落为切入点，展开的“社区”研究主要是村落研究。作为吴文藻的弟子，费孝通的早期研究是从少数民族村落开始的。他和夫人王同惠深入广西大瑶山，历经生死，在对主要调查地六巷村的研究中，完成了《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也许是机缘巧合，痛失爱妻并身受重伤的费孝通因为回到家乡吴江县养病，顺势展开了对开弦弓村的调查，把研究对象转向了汉人社会。在开弦弓村调查的基础上，费孝通完成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从而悄然打开了中国人类学社区研究的路线图。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学者对于人类学中国化的尝试，也都把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切入点和分析单位，例如林耀华对义序和黄村的研究，杨懋春对台头村的研究，许烺光对于喜洲的研究等。在中国人类学史上出现“江村”“台头”“义序”“西镇”等具有国际影响的田野工作地点的同时，标志着以村落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的社区研究范式的形成。 关于社区研究的范式，特别要指出的是《江村经济》的范式意义和价值。众所周知，《江村经济》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为《江村经济》所作的序中，不吝赞道：“《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该书的某些段落的确可以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①。马林诺夫斯基用具有奠基意义和转折意味的词语，来称赞《江村经济》从对初民社会的研究中所提炼出来的民族志方法应用于中国村落研究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向。费孝通曾说，这是在当时英国人类学面临从研究野蛮人和野蛮社会转向研究文明人和文明社会背景下，R.Firth指导自己进行的“扭转方向盘的第一手”②。费孝通这一“无心之作”反而在这一契机下成为世界人类学转折中的第一项标志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