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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这个“社区范式”对中国人类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再次掀起了村落社区研究的高潮。问题是，无论“江村”还是“三村”研究，都无法摆脱“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质疑。以利奇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者也提出了质疑费孝通的“利奇之惑”：“虽然费孝通将他的书冠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但他并没有证明他所描述的社会系统在整个国家中具有代表性。”随着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对中国研究范围的扩大，费孝通也进一步反思区域研究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费先生先后20多次到开弦弓村调查，关注的重点是村落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他主要研究了吴江县5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研究视野从一村一厂扩展到小城镇再到更广阔的区域，更从单一区域跨越到多个区域，最终构建起“全国一盘棋”。在一定意义上，他的小城镇调查研究可以说是江村调查的延伸、扩大，是农村调查的新开拓、新高度。⑥1983年，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中概括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经济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区域论。经济区域论中的“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的使用与实际分析更加注重整体性，探索不同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开展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这是费孝通小城镇研究工作的深化与延伸。并针对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还曾提出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以及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表明费孝通的经济区域理论在不断地深化与发展。 归结而言，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在发展阶段，主要任务是寻找适合中国社会研究的分析单位和理论模型。在“宗族”“市场”“国家—社会史”⑦这三个西方学者创立的研究范式下，中国人类学者只有找到适用性更强、代表性更强、解释力更强的分析单位与框架才能完成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提升。当时适逢西方人类学的“现代社会研究”转型，因此，梳理这段历史，使我们不仅能回望之前人类学野蛮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能观察西方的人类学理论体系如何逐渐浸润于重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实践当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转变成为必然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