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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域：探索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新方向 “民族走廊”的这一研究范式，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活力。从很多学者的研究实绩可以看到，“民族走廊”不仅是文化走廊，而且是经济走廊、生态走廊。但是，人类学关注的对象越复杂，对分析单位和理论框架的要求就越高。任何理论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就“民族走廊”来说，其概念相对不清晰，“三大民族走廊”界定区域尚存争论，而且费孝通所言及的跨区域研究更多是从“行政区划”到“历史文化区域”的一种转变，而非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对“历史文化区域”的超越⑩，这些都制约着其解释效力和适用度等问题。 王铭铭在谈到“藏彝走廊”时就说过：“在这块区域里，可以对藏彝走廊这一特殊地区开展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地区性，这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而不是一个个单一民族居住区域的复合或叠加。”(11)很显然，“民族走廊”的提出是基于民族关系，在学界还难以达成共识，还不具备跨学科研究的强大引领能力。当然，无论是沿着费孝通的道路将“乡村建设”“民族走廊”“多元一体”等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深化，还是对“人类生态”“中心—边缘”“城市民族”等全新领域的研究和探讨，都在当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人类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在“后费孝通时代”，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有必要尝试建构新的理论范式。 纵观国际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对区域尤其是与世界文明起源息息相关流域的研究在不断拓宽，向纵深发展。例如，对于两河流域，德裔美籍汉学家劳费尔发表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鸵鸟蛋壳杯和鸵鸟的文章(12)；威尔金森和他的同事通过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调查数据综合研究该流域旱耕国家结构及动态(13)；麦克利斯顿通过研究纺织业的生产阐释其社会阶层和经济变迁(14)。而今，地中海流域研究包括基因流动的生物研究(15)，地貌生态研究(16)，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气候变化的社会现象及行动研究(17)。多流域、跨学科、广视角的人类学研究已在国际学术界悄然兴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