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走廊:中国人类学民族历史的“区域”范式 以村落为对象的社区范式,对于区域研究来说,毕竟范围太小,“一滴水”虽能照到“太阳”,但“一滴水”并不等于江湖河流,更不等于大海。这恐怕是费孝通先生曾反思、也必然会反思的问题。于是,在区域研究的探索中有了费孝通对民族走廊范式的建构。 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给了费孝通灵感和智慧。在区域研究上,如果说经济区域论侧重于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考量,那么与之对应,“民族走廊”则是费孝通在“文化区域”方面的探索与归纳。前者强调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内的优化配置和组合,是人类学对区位—空间经济的观照;后者则明显受到了“文化区域”和“文化圈”理论的影响,关注人的迁徙和文化的传播扩散。“民族走廊”的提出,一般来说,既是对区域研究新的探索和创新,也是在回答“何为中国”的宏观整体视野下对中华民族格局构建的思考。其实,费孝通对民族走廊范式的思考源于1939年,其在驳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认为“顾先生虽然论证了中华民族的一体,但是仅有一个混元的一体而不考虑多元是不够的”⑧。但那时由于特殊的抗日背景,费孝通不便将“多元一体”的格局进一步阐释,否则有“分裂中华”之嫌。而且当时没有找到有效的分析单位来论证“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直到1978年费孝通在政协委员会民族组会议的发言中首次提出“民族走廊”的概念,1981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所座谈会上提出“六板块三走廊”说。在此基础上,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Tanner讲座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顾氏出于政治目的和历史理论的“中华民族一个论”不同,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主张宽容的民族多元化政策,是在长期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学术实践中,基于广袤的中国领土范围内,生存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和族群的不同情况,做出的合理的解释与科学的判断。在“全国一盘棋”格局的宏大视野下,费孝通用“六大板块”来描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图景。“六大板块”在充分考虑差异基础上对区域进行了合理地划分,而“民族走廊”则有力地解释了板块格局分布的特殊情况。费孝通虽然大体描绘了“民族走廊”的分布与走向,但是并未对概念本身进行专门论述。后来李绍明先生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不断总结、提炼,认为“民族走廊”是“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民族走廊概念的提出,为跨民族分布地带的跨区域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单位与研究视角。 在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视角下,“民族走廊”的核心问题是把自然空间转化为文化与民族的空间,目的是为了完全打破省区界限,形成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概念。从“民族走廊”到“多元一体”,费孝通完成了他从微观的个案社区研究到宏观的区域研究的转换,形成了包括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三大走廊的“民族走廊”人类学区域研究的新范式——民族走廊。李绍明先生在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时说:“要做好中国的民族研究,像西南这个区域,要尽快先联系起来,然后再做更大范围的区域研究”。⑨这正是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民族走廊范式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民族走廊研究终成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园地中的一朵盛开的鲜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