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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流域研究可以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供一种新的认知视阈。文明转型与发展走向问题是世界各个文明体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尽管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呈现出复兴的态势，但是往往以一种碎片化的、符号化的、模糊化的方式呈现给世界，文明的特质越来越空泛。就像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一样，其背后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流域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又是什么？哪些地方经验具有人类的普世价值？这些命题看上去有些宏大，但决定着民族的身份认同与价值传播。流域让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群体有着共同的物质家园，但是如果在现代化大潮中找不到共同的精神家园，流域文明也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对凝聚力起支配作用的文明形态进行宏观的把握，阐述流域文明在地方社会形成中的支配地位。因此，流域研究虽然是中观研究，但是也应该把流域文化的模式、文化的特征和特质、文化的边界作为研究对象，在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切正是我们探索流域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动力。 结语：构建人类学“中国话语”的理论自觉 众所周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又称《中国农民的生活》，其副标题为“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在成书之初。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费孝通就已经将“流域”一词作为地理范围提了出来。在其学术研究后期，他曾提到在“江村”研究中，过于集中关注“村”，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江”。可见费孝通也意识到流域研究的重要性，但由于时间、精力和研究视野所限，不及进一步开拓。从村落、城镇到经济区域、“民族走廊”再到“多元一体”，费孝通无疑是运用多种分析单位研究复杂社会的集大成者。沿着费孝通从社区研究转向区域研究的脉络，当代学者把人类学的流域研究朝着流域人类学的方向建设，给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再添一朵鲜花，这既是对费孝通先生“民族走廊”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当代人类学者构建人类学“中国话语”的理论自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