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杰克·古迪简介】英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杰克·古迪（1919年生）被认为是当今时代最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以学识渊博、兴趣宽泛和独具特色的“古迪式”的研究路数，不仅吸引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而且也吸引了哲学家、教育学家和经济学家。例如，法国大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就将古迪的研究视作是上了令人窘迫但却在其透彻性和尖锐性上“精彩绝伦的一课”，极大地拓展了史学家们的视野。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则将其推许为对于西方关于东西方差异所持有的歪曲观点的绝好救药。古迪思想的反响和冲击来得如此巨大，几年前他的工作成为了法国一次会议的主题，这种事情一般是不大会在一个知识分子的有生之年发生的。 杰克·古迪走上人类学和历史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高等教育是在他1938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英语文学时开始的，与另外三位英国精神生活中的大人物E. P. 汤普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雷蒙·威廉斯为伴。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将他带到了非洲沙漠去作战，他在那里成了德国人的俘虏；他在中东、意大利和德国的战俘营里呆了三年，逃了出来，然后又隐姓埋名地在意大利生活了六个月。有些讽刺意义的是，在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书籍无缘之后，他是在到了位于艾希施泰特的德国战俘营（那里居然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时，才碰到了对他的智识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部著作：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和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1946年重返大学时，他放弃了文学研究，转到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领域。在致力于成人教育（如同他的朋友E. P. 汤普森，他期望着能够“帮助改变世界”）之后，他开始了他的人类学家生涯，在非洲的村庄进行田野工作，他在那里成为了一位“先祖的朋友”。自此之后，他开辟了若干新的研究领域：他总是重新思考他的思想，并不断地从一个主题转移到另一个主题，他涉及的主题极其广泛，从书写对社会的影响、烹饪、花的文化、家庭、女性主义到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等等。 他在他的英国同行中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的声誉，主要来自于他在加纳北部的贡贾（Gonja）所进行的田野工作，以及由此展开的系列研究：有关财产、祖先、技术形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等的研究。他以对于非洲、欧洲和亚洲社会和历史的广泛的比较研究奠定了他的国际性声誉。他独辟蹊径地关注非洲人、古希腊人、亚述人和一般而言的传统社会中的读写能力问题。1963年他与英国文学史家伊安·瓦特（Ian Watt）合作撰写的那篇颇富争议的讨论读写能力的后果的论文，在对这一主题展开的系列研究中首开先河，而这些研究中最有名的则是他的著作《野性心灵的驯服》（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1977）。古迪运用了他的比较天赋的另一个领域则是继承与家庭的历史。他在这一范畴内最为人所知的贡献是《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历程》（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 1983），在这部书中，他将教会对亲属之间通婚的禁令，解释为是教会对于夺走自身财产的做法所做出的反应。近来，古迪将他比较研究的范围扩张到了将食物与花卉包括在内。在《烹饪、菜肴和阶级》（Cooking，Cuisine and Class, 1952）、《花》（Flowers, 1993）和《爱与食物》（Love and Food, 1999）所进行的研究中，他利用自己对非洲的了解，将那片大陆的文化与欧亚大陆的文化做了对比，在他看来，欧亚地区在由青铜时代的“革命”所引发的城市和书写的兴起之后，在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简而言之，任何人只要是看过了杰克·古迪的著作，都不得不承认，其中所蕴涵着的对于社会和长时段历史的无所不包的眼光是如此开阔，使得即便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相形之下都显得更受局限和更其具有欧洲中心的色彩。 杰克·古迪自1954年到1984年在剑桥大学教授社会人类学，但他一辈子也是满世界巡游的研究者和讲演家。杰克·古迪在年逾八旬以后依然过着的这种生机勃勃而又成果丰饶的生活，让他许多同事衷心崇敬而又惊讶不已。他的学术成果无论在质上还是在其出版物的量上，都令人艳羡；他在研讨班和讨论会上的表现总是出之于天然本性，而又结合了机敏才智，吸引和启发了听众。在他那不知疲倦的活动日程表中终于有了一段空隙时，杰克·古迪在他位于圣约翰学院的房间中接受了我的访谈，他从1938年以来就是剑桥这个学院的一员，刚开始是学生，后来则是教员。我们的对话充满了让人惊奇的东西，许多离题话却颇给人教益。他在整场对话中豪爽开朗、礼貌周全而又性情随和，花了很长时间来谈论他的兴趣、他的经历和他的思想发展。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1][你的著述涉及到数量惊人地庞大的各种问题，从读写能力的后果和教育改革到家庭和婚姻模式；从当代非洲和19世纪巴西到古希腊、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从花和死亡仪式到爱、欲望和食物——这还只提到了你的兴趣点中的一部分。你如何解释此种惊人的好奇心和百科全书式的眼界呢？] 杰克·古迪：好的，这也许部分地来自于我在战争中所经历过的特殊处境。比如说，有一次我在沙漠中突然碰上了贝都因人并和他们开仗，我当战俘时和印度人、南非人、俄国人等等生活在一起；另有一次，我从监狱中逃了出来，藏在来自阿布鲁齐的意大利农民的房子中，诸如此类的情形数不胜数。我想，当我从战争中归来时，我多少希望弄清楚所有这些纷繁歧异。但是，我想那只是一部分原因，因为阅读马克思和韦伯使得我对于广泛的社会学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某些事情发生在某一个地方而非别的地方发生了兴趣。那是长期以来吸引了我的东西。当我在加纳北部的一个村庄做田野考察时，我从没有想到过要钻进去就不出来，而是要在更加广阔的框架中来领会它：它与沙漠贸易、与穿过撒哈拉沙漠的通道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与从东方和南美来的黄金贸易之间的关系等等。我总是对这一类关联兴致盎然。因此，那就是我喜欢把自己看作我在非洲研究过的那些领域的专家、而不大乐意将自己视为非洲学家的缘故。我的老师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也这样。就像许多其他人类学家一样，他不愿意仅仅被视为关于某个大洲的专家，而更愿意是一个能够探讨世界上不同部分的家庭制度的人。这就是非洲研究会在英国成立时，福特斯和绝大多数其他资深人类学家不愿意厕身其中的原因。他们想要更其像经济学家，后者有着某种更为普遍的研究路数，而不被人视为非洲经济学家、南美经济学家或某种类似的东西。我并不认为他们就全是对的，因为在人类学中比之在经济学中有着某些更加具体和特殊的东西，然而，无论如何，总的原则是你不应该以那样一种方式成为一位非洲学家或大洋洲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