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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历史学与人类学融合的好处又在哪里呢？] 如果你进入一个没有历史记录的文化，就有一个可怕的危险，认为它一直就是那个样子；比如说，希瓦罗人和祖尼人[5]的行事方式中就有某些东西乃是天然如此的。而我们可以确信无疑的就是情况绝非如此。相反地，文化永远是在变迁之中。我近来对人们对于肖像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很有兴趣，我认识到，各个文化并非永远就都是喜爱绘像的或者祟拜圣像的，而是时时都在变化。于是，像是中世纪英国那样一个天主教的社会，花用得很多，在变成新教时却改变和摈弃了这一点；而到了19世纪又有了变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没有被注定在更长的时段内都持有特定的态度。倘若你从一个剪影的角度，从同时性的视角来看一个社会（就像我们习惯于在人类学中所说的那样）——那基本上就是你在一个社会中进行田野考察时所能做到的——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文化乃是以某种几乎完全是物质性的形式返回到时间之初的东西。正是这样的假定使得人们能够谈论比如说是阿散蒂[6]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就是通过给予我们在人类学中所缺少的时间维度和深度来挽救我们。确确实实，在缺少我们所研究的文化的早期材料时，人类学并不总是能够获得时间深度的；不过，人类学家至少可以在心中明白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他们所考察的这些世界观和态度并非必定就是永久性的特征；在所有社会中都一样，这些态度可能包含着潜在地导致了时间中的变化的各种冲突。近来，某些对于非洲若干民族的研究就对此提供了证据，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民族对于肖像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从造型艺术转向了抽象的形式。 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人类学对于历史学可以有所裨益，通过它考察某些问题（如亲族关系）时的理论视角和概括方式来影响历史学。人类学可以以其在不同参照系中加以分析过的广泛素材，来帮助历史学家对某些问题进行研究，比如说婚姻规则和继承制度的问题。我自己就发现，与E. P. 汤普森和琼·瑟斯克（Joan Thirsk）为“过去与现在丛书”关于不同的继承制度的一本书而进行的合作研究，让我兴奋不已，从更加广泛的参照系中考察欧洲的继承制度，引发了若干有趣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妇女的时候。[7] [你起初研究非洲，而眼下写了很多关于欧洲的论著，你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成了一位多少有些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你认为你在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中介有多大的重要性呢？] 我觉得我在非洲的经历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我思考的是什么问题，是关于欧洲的还是别的地方的，我都会问自己，这在非洲的语境下会是什么样呢？因而，对我而言，将欧洲经验的某些方面放到非洲的背景下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在对非洲社会和欧洲社会的某些方面（比如说继承制度）的相似和差异进行考察时，我也在试图提出对于那些差异的某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野蛮心态的结果。那也是我之所以对于读写能力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发生兴趣的原因之一。我想要说的是，欧洲和非洲之间所存在着的某些差异，是与这一事实相联系着的：非洲没有书写系统。换句话说，我不是通过讨论与开化心态相对照的野蛮心态来解释非洲社会，如果我们以具体的注重背景的方式来考察它们，我们就可以将实际发生的事情看作引人书写和学校教育的一个结果。在加纳，我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内就看到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视野开阔起来，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写书等等。我知道有人来自非洲简陋的乡村，那里不存在书写这回事，然而，他们却成了大千世界中的大学教师、小说家和商人，甚至有人成了联合国的秘书长！ [在研究了某些以相对孤立为特征的非洲文化之后，你怎么看待，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的概括“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用的历史”? ] 非洲的这些口头语言的文化是停滞僵化的、有赖于外来的观念，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我觉得我们不能低估在不同文化中所产生的发明创新的数量。只有既考虑到借用，又考虑到人群当中存在着的创新的因素，人类社会中所具有的巨大的多样性才能够得到解释。在大多数文化中这么两种进程并行不悖，我不认为谁能够将一切都说成是内部的发明创新或者将一切都说成是从外部借用而来。我们必须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来加以研究，比如就非洲的情形而论，在宗教和艺术的领域内就有着大量的发明创新，新的崇拜和新的观念层出不穷，有时会有一些关键要素是借用而来的。在别的领域，如农业、科技和书写系统，文化借用的情况就显得非常重要。 [你涉猎广泛的著作也没有漏掉巴西。是什么使得你对1835年巴伊亚州萨尔瓦多城的奴隶暴动感兴趣呢？] 部分是因为我对一般而言的暴动感兴趣，但是老实说，就这个特例而言，那是因为当地警察局长对这一事件的理解让我入了迷。他将暴动相对而言取得的成功归咎于书写在暴动组织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在萨尔瓦多参加暴动的奴隶和自由人（其中大部分是约鲁巴人中的穆斯林）那时候正在非正式的伊斯兰学校中学习用阿拉伯字母阅读和书写，并且许多领导人是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他们游历过很多地方，精通阿拉伯文。反叛者们有了这些能力，就可以传递便条给别人来传达指示，尼娜·罗德里格[8]1900年所研究的，正是警察缴获和收集的这些资料。 在此次暴动失败之后，官方采取了严酷的措施来从黑人社群中消除危险因素：400位有读写能力的黑人被送回西非，将他们作为未来暴动的因子驱逐出去。你看得出，我早年对读写能力的后果的兴趣，就是被这样一个戏剧性事件所引发的，它表明一旦这些人有了阿拉伯字母表，他们就可以在更加广阔的活动范围内有所作为。因而，这个事件就以戏剧性的方式将读和写对于文化变革所具有的潜能表现出来了。这项研究的结果，就是我对读写能力在美洲其他的奴隶暴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产生了兴趣，但是我并没有作更多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