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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看来，你的亲身经历和你成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有什么关联？] 我无法确定有什么早年的经历将我引向了人类学。我在上学时受到我那很早就辍学了的父母很大的鼓励，尤其是我母亲，她是苏格兰人。我起初是在赫特福德郡韦林花园城的新城里长大的，后来全家搬到了圣阿尔邦斯，于是我的兄弟（他在哈佛教天体物理学）和我就能够上附近的圣阿尔邦斯[语法]学校。我在那里对考古学发生了兴趣，因为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那时候正在挖掘韦鲁拉缪姆的罗马古城，那正在学校的旁边。 然而，除了英国文学——那可是中学和大学里头最有吸引力的学科——之外，我主要的兴趣是时事和历史。我的中学时代笼罩着德国和意大利扩张、尤其是西班牙内战的阴影（比之“殖民地”而言更是如此，尽管印度的将来也是我所关心的）。因而我在文学方面的兴趣比之我在剑桥的某些老师——首先是弗兰克·利维斯（Frank Leavis)——所允许的要更多一点“社会性”的因素。 [你在加纳进行田野工作期间——其间你成为了“先祖的朋友”——捍卫他们的独立，并且甚至加入了人民大会党。你是如何将这一点与人类学不偏不倚进行考察的理想相调和的？] 我在加纳时所关心的不仅是去考察某些所谓的原始部落，而且也关注政治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除非你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同时也是一位参与者，你就无法进行任何考察。我的意思是，除非人们愿意让你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倘若你想要看到政治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真的就必须要从属于某一个政党。然而，由于我与此同时是该政党的一员，我也非常了解为殖民政府工作的当地地方特派员。我对两个方面都能够多少有所见识。但是，我加入人民大会党，不仅仅是一个策略。我的确对于独立进程很感兴趣，并且显然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观察家。实际上，战后在非洲工作的所有我们这些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服膺于这些国家的独立的理念和社会变革的理念，并且，我们在朝着那些目标努力，或许是过高估计了教育在社会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 [你对教育问题的兴趣——那是你“改变世界”的努力的一个部分——可以追溯到战后你从事成人教育的时候，并且受到你对于许多非洲和欧洲国家教育体制的考察的鼓励。差不多二十年之前，你提议要进行激进的教育改革，其中涉及到要让年轻人“部分地离开学校（Partial de-schooling）”。你如何将此种提议与你对读写能力的关注相调和呢？] 我对于随着书写的引人而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兴趣，使我意识到两件事情。一方面，口头的交流并没有随着书写的到来而消失。另一方面，书写文化（和识文断字的人们）的支配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文盲的蔑视是可悲可叹的。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我有一个患诵读困难症的女儿的经历，她在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时候，因为意识到她在阅读和书写时有很大困难，而对上学非常厌烦。无论如何，像她这样的人应该因为他们能够做好别的事而得到尊重。比如说，有些人可以从事园艺业，你确实可以看到那些在阅读和书写方面有问题但却非常优秀的园丁。而这并不是个别的问题（据说全部人口中的百分之十会有这个问题），而是一个与字母识读能力相关的普遍性的问题。于是，当我提出离校的建议时，我并不是认为有可能扭转历史趋势（即便那是值得向往的），而是说人们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来评价非书面的著作和口头语言的成就。教育所带来的悲惨事情之一就是，它使得人们脱离社会中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并将他们锁在教室之中。这当然不是学会尊重智力劳动之外的别的劳动类型的办法。我战后在英国从事教育时，在某些农村地区，允许孩子们在寻常的生产系统中花上一些时间，比如说，通过观察实物和帮助收挖，来了解马铃薯是什么样，它是如何生长的。可悲的是，那样的经验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教师急于脱离生产活动，将学生带回他们的地盘。 可是，在我写那个的时候心里面还想着别的东西。我思考的是由教育体制和生产体制之间的不和谐而导致的问题，那在非洲的情形下尤为严重，在那儿读写能力没有多少实际的用途。我必须承认，在独立运动时期，我与其他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一起共事，而且也认为有了好的中小学和大学，经济就会起飞，整个社会也能够得到发展。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在教育——付出了巨大代价——相当成功，甚至于产生出来了伟大的小说家和剧作家（许多现在生活在美国或欧洲）的同时，生产体制却多少还是老样子。这意味着许多钱被用来将人们培养成移民，然后到国外得到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因为在学习了17或者18年以后，他们不会再想要回去刀耕火种，而又没有别的工作让他们干；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农作，却又没有别的可选择。那就是眼下单是在芝加哥就有那么大数量的加纳人的缘故——差不多有一万人，其中有人上了20年的学——他们在做出租车司机或者别的地位低下的工作。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西方，我们在免去他们的债务或给他们提供帮助时认为自己是在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实际上我们从他们身上索取的比之给予他们的要更多，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话。我的意思是，比如说，美国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优秀的出租车司机！ 我说教育要与经济相适应的时候，显然不是要将此绝对化，而是相对于某些特定情形而言的。单单是普通的读写能力也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当然也改变不了加纳！因此，在使得教育与经济更加协调之外，我要在肯定文字成就的同时维护对于口头语言成就的重新评价，以使得那些伟大的民谣作者和民间故事的歌唱者也像伟大的书籍作家一样得到赞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