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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近来写了一部关于花的文化的人种学和历史学的著作，从一开始你就提醒读者，这个话题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狭隘，而是就像烹饪一样，与“生活中严肃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你能发挥一下这个看法吗？] 这始于很久以前，我在非洲研究葬礼并认识到，在这里看不到在亚洲和欧洲非常盛行的花的文化。这不仅由于在非洲很少会用得上花，而且还因为无论是在歌曲中还是在故事中，花都很少带有象征意义。这通常就是我开始某种事情的方式；差异引发了我的兴趣。在这个案例中，是非洲的情况与比如说印度、中国或欧洲的情况的差异。在非洲人们为什么没有使用花的问题，是与这样一个事实背景相对而成立的，那就是，比如在印度，人们常常给政治家带上花环。 既然断定说使用花与否表明了有关社会的心态和特质的很多东西，我就决定写作一部有关这一主题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著作。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开始收集有关花的故事，在墓地流连，与花匠攀谈，造访花卉市场，并在图书馆进行一些研究。就这样，我发现了各种花卉在某些社会所可能具有的巨大象征意义，以及存在于不同的花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又一次，当我来自香港的助手退休时，一位意大利朋友试图阻止我给她送上黄菊花，因为在他那个世界里，那是送给死者的花。他不知道，在中国这同一种花有着祝福长寿的意思。 至于非洲之所以没有花的文化的原由，我以为是这块大陆从没有经历过对于欧洲和亚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青铜时代的变迁，也即城市革命，正如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清楚表明的。没有书写系统、犁、精耕细作的农业，手工业范围狭窄，没有原始工业化，没有记账制度，非洲社会也不具有大庄园、闲暇阶层和浪费经济，而那是让花的文化和某种特定菜系的发展成为可能的东西。确实如此，因为菜肴的精致分化和花的审美用途要以经济分层为前提。你可以到一位非洲酋长的家中，他在政治上可能身居高位，然而却吃着与共同体中任何别人完全一样的食物。因此，比之那些经历了青铜时代的城市革命的社会，非洲的文化分层要少的多。大致说来，无论是在非洲何处，你听的是同样的音乐，吃的是同样的食物，实行的是同样的礼仪。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使用人工养的花或者即便是野花的余地。花被看作是果实或者树木的预备，而将它们攀折下来乃是一种浪费。这在本质上与我母亲对于从苹果树上砍下树枝所会持有的态度并无二致：你那样会破坏果实的。并且，倘若说非洲人从来没有像在中国和印度——人力控制的农业在那里有着高度的发展——那样驯化野花的话，那部分地是因为他们更加关注于驯化生活必需品，并且因此就将花的使用视作无足轻重。 [在你关于花的文化的论著中，你探讨了在清教的北欧的墓园和葬礼上花的相对稀少，并将此与天主教南欧如意大利花的大量出现进行比较，在后者那里对于死者的尊重和爱是用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那么，你又会如何解释在戴安娜王妃葬礼举行之前、之中和之后，清教的英国给她奉上的成吨重的鲜花（那些花是从以色列、泰国、荷兰和肯尼亚紧急运来的）呢？] 我想，这的确让人有些疑惑不解，因为清教改革以其对于奢侈的责备及其所发展出来的种种礼仪极大地影响了花的文化。因此，在清教国家花的使用有着更多限制。我母亲是苏格兰长老会一派的，她害怕看到浪费。如果有人给她送花，她会缓缓地说：“我宁愿要鸡蛋。”不过，自17世纪以来情况有了变化，而导致了英格兰教会产生的那场历史性的妥协使得花进入了生活时尚。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像是在法国或意大利那样给身旁的某个地方（也不仅是给葬礼）送上那么多的花。比如说，在19世纪的法国，有着很有趣的关于花的语言的出版物，那是妙龄女郎们每个人都要懂得的。因此我并不觉得戴安娜的事有太大的意义，那当然只是一个特例。稍早一些时候，在布鲁塞尔发生了类似的（当然规模要小的多）事情，在一个恋童癖杀害一个儿童后，人们自发地涌上街道向政府提出抗议。在戴安娜事件中，人们的表现同样也是自下而上的。那是同情心的巨大表现，还带上了某种反建制的成分——因为王室拒绝了她。我不会说那完全就是一桩媒体的事件，尽管是媒体搅起了这件事，很大程度上使其漫延开来。越来越多的人们被吸引到了伦敦参与到这桩事情中，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像是犹太教中的情形一样，人们并没有想着要给上帝或者死者献祭，但他们却到了墓地，给墓顶添上一块石头，以表明他们来过这里了，英国人想要留下他们的标记，送上那些花，让自己在其中有份儿。然而，看着一种和众多圣徒一样、很久以前就在英国被废除了的天主教的习俗又重新上演，确实让人有些迷惑。 [你对亚洲和欧洲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结果，就是你认为，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所假定的相反，西方并不具备某种朝着资本主义或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潜质。事实上，你甚至认为，我们与其谈“西方的独特性”，不如谈欧亚大陆的独特性，尤其是亚洲的重大贡献。你的意思是说马克思和其他许多人所提出的停滞僵化的东方社会的观念，实际上乃是西方的一个神话吗？] 是的，我认为那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一个神话，因为所有的社会在某些时期都会是停滞僵化的，而东方当然也有富于活力的时期。照马克思和某种程度上韦伯的看法，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使得东西方截然分离开来，一个僵化停滞，一个生机勃勃，这种差异并不存在。将西方的进步视作从古希腊开始的一条不间断的直线的关于西方发展进程的观点，不过是西欧民族智慧的一部分。与马克思的看法相反，我们可以在东方的公民社会体制和商业法系统中找到容许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东西。 有一种多少是人们所共同具有的观点，认为印度和中国的巨大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它们的失败。那完全是一派胡言！相反，那样巨大的人口反而是经济相当成功的一个标志；否则的话他们怎么能够活下来！李约瑟的巨著就已经清楚表明，直至15世纪中国在许多方面还领先于欧洲。[2]中世纪的欧洲在任何比较意义上而言，都是相当僵化停滞的社会类型，而亚洲在知识积累、农业经济以及制造业经济方面都更具活力，比如说中国以高超的技艺生产的丝绸和陶瓷，印度所生产的棉布，这些产品大量出口到印度尼西亚、非洲，甚至早在葡萄牙人接过贸易主导权之前还有一小部分到了欧洲。 我们确实得要解释这一事实：16世纪时天平开始倾斜，欧洲在某些方面开始领先。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的解释不能落入那样一种套路，声称某个社会是停滞僵化的，而另外一个则充满活力。我们要记得，在某种意义上，工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想要仿制亚洲制造的产品，并且大规模地来生产它们。曼彻斯特的棉布是对于印度纺织品和中国丝绸的进口替代品，而韦奇伍德和德尔福特的工业则是在仿制中国陶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