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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是否恰当：在你涉猎广泛的研究的背后，其主要动机是想要打破“西方独特性”的观念？] 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研究非洲的继承习俗时，我不仅对它们的特殊之处、而且也对它们与西方同样东西的相似和相异之处发生了兴趣。倘若说在每个社会，人们都要将他们的物品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人，他们做这事的方式也会不同，然而还是会存在着某些同样的问题。在我开始写我关于花的那本书的时候，我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和印度旅行。在目睹人们对花的深度使用——在脖子上套上花环等等——之际，我开始困惑，为何在非洲几乎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形。就在那个时候，我吃惊地看到，凯斯·托马斯似乎认为，对自然的关切乃是欧洲所独有的，并且更具体而言乃是在英国发生的一个过程，是西方现代性的敏感性和心态的一部分。然而，这与所有那些证据都大相径庭，它们表明，中国有着比之英国任何时候都远为深邃的园林文化，在那里花的象征作用也要重要得多。因而，许多人所持有的那种将英国视作精心培植花卉和园艺的故乡的看法，在比较研究之后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认为，重要的不仅是要表明亚洲有过复杂精致的花文化（比之欧洲更为复杂精致），而且欧洲要到亚洲去获取花的同时，也在获取使用花的模式。倘若说花的情形是如此，其他对待自然的态度方面也可以作如是观。各种所谓的万物有灵论宗教——那可以视作有关世界的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一场对话的一部分——在更早时期的存在，乃是又一个例证，表明我们并没有发明对生态的关切。简而言之，基于对于控制和剥夺自然的各种态度和各种摇摆不定的情形之间的广泛比较，主张西方的优越性和独特性的看法是无法立足的。 [你打破了有关西方独特性的主张，并且认为，它歪曲了我们对于不仅是“他者”的、而且还有我们的过去与现在的理解。你的意思是“我们”或“他们”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可言，并且因此，这个范畴本身就是误入歧途的吗？] 不全然如此，因为认为每个国家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观念并没有错。然而，我们以何种方式才是独一无二的呢？我往往会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因为我认定自己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或者具有某些类似的品质，可是如果来了某个人将我与别人进行比较，那就未必如此了。将现代性解释为所谓西方特质如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家庭模式的结果，这样的看法妨碍了我们对东方和西方达到深层次的理解。我想要说的是，有关西方独特性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些不可收拾了。当然，英国在某些方面是独特的，欧洲在别的一些方面是独特的，中国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是独特的，如此等等。然而，此种看法之所以变得不可收拾，那是因为它成了这样一种想法的共同假设：正因为我们是独特的，我们才能够发明诸如资本主义、现代化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说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时，这也许是对的。然而，如果我们说的是商业资本主义时，当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在14、15和16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在东方和西方同样活跃，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现代化，谁能够说香港或者日本不比我们更加现代？所以，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有人在某时更加现代，而别的某人在别的时候更加现代。并不是我作为一名英国人或者欧洲人的特质使得我能够“现代化”。然而，那却是诸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和别的一些历史学家们的思考方式。只要去看看比如说是家庭史，关于西方独一无二的特点的看法如何被过度强调，并被以一种走入歧途的方式加以理论运用。你只有考察了别的家庭、比如说中国的家庭，你才能够说英国家庭是否具有独特性。你不能够仅仅依据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家庭的数据就主张其独特性。那样并不具有任何健全的理论意义。它是在与现代化、工业化、资本主义相关联而言的意义上是独特的吗？那只不过是发生了的事情而已。 [而这就是你之所以强烈主张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以此来避免种族中心论和走入歧途的观点的原因。但是，你可以就进行比较和对照时所具有的风险来谈一谈吗？] 是的，有很多的困难，极其巨大的困难，这始于人们对于即便只是一个社会也从不会有足够多的了解，更别说是好几个了。因而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别人的研究。可是，事实上，无论在我们从事研究的任何领域，我们总是在这样干的，我们在援引这样那样的东西时无法充分地去验证相关素材的质量，而且没有任何补救之道以便臻于完美。在人类学领域尤其如此，因为在这儿可能只有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民族中间进行研究工作，这就使得要评估其研究质量比之比如说对于欧洲社会的研究要困得多，对于后者我们可以从一系列的视角来进行考察。不管怎么说，至关紧要的是，在我们提出任何总结性的论点之前，我们总可以在不同的社会那里看到某些东西。许许多多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于现代早期欧洲的研究，往往宣称某种事情首次在历史上出现了（比如说儿童的观念[3]），而没有多方考察他们所主张的东西是否完全是错误的。特别是英国历史学家，他们往往太以自身的岛国为中心而过于强调英国的独特性。问题在于，18世纪末的英国确实在生产的组织和能源的控制方面取得了某些特殊的进展，尔后又为全世界其他地方所效法。英国历史学家们就由此推断英国社会的独特性，而没有看看这是否是真的。在家庭研究方面这种情形尤其严重，人们追随着马尔萨斯，认为亚洲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并声称正是西欧模式的独特性促进了现代化、资本主义等等。问题在于我们永远必须调整那些观念，以使得它们能够与别的地区类似的发展相容。曾经有一度，有人说日本之所以在进步，就是因为它像英格兰一样是一个小岛，或者是日本封建主义（被认为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唯一的一个类似于西欧封建主义的体制）有利于使它走向资本主义。你在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1974）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可是，你刚说完这话，就发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发展，于是你又得对那个论断作出一系列进一步的修正。所以，困难的确很多，这也是许多人，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和别的人根本拒斥比较研究的原因。 然而，无论有多困难，我们也得从事比如说韦伯关于世界各宗教所进行的那种比较研究。即便我们可能出错，那也比单单说基督教乃是独特的、而根本没有四处环顾来发现它真正有哪些地方是独特的要好得多。尽管我们无从达到完美，也可能无法高效率地来从事这项工作，比较研究还是我们在历史和社会科学中所能够做的可与科学家们的实验相媲美的少数几桩事情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