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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一位欧洲人来说热血传奇私服，全面地考察欧洲的中国研究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其中至少有四组挑战，即文化、地理、制度和定义上的挑战。 从文化上来看，欧洲大约有30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更不用说语言了。语言的阻碍使对欧洲的中国研究进行全面的描述变得非常困难。这也使对学者和研究背景的影响难以进行统一的评价。对于如何从地理上定义欧洲，学者们争执不休，因此对欧洲的中国研究进行概述也就存在着实践上的困难。第三个或许是最严重的挑战，即欧洲的中国学术研究机构的分散性。欧洲有许多主要的研究中心，但是大多数研究分散在那些通常只有一两位学者的小规模的研究机构中。事实上，欧洲中国研究的总体状况是分散而不是团结协作，这自然就难以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最后，关于中国研究的内容存在着定义上的分歧。传统的汉学研究机构认为，真正的中国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语言和文化倾向，因此，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研究不过是一时之急，应该被剔出中国研究的领域。然而，最近20年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许多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职人员即使没有转向当代，也变得更加现代。 一、欧洲中国研究的开始 在欧洲，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14年。当时，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教席”。在英国，汉学经过一段时间才获得了正式的学术地位。19世纪下半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和翟理思(HerbertAllen Giles)等外交官以及传教士理雅格(James Legge)提供了教职。但是，这并未建立任何稳固的传统。1916年，伦敦大学成立了亚非研究院，但到1932年才设立正式的汉学教职。在德国，迟至1909年，汉堡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席。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德国的汉学遭到了重创。这使美国的大学受益匪浅。直到二战之前，美国的汉学基本上由欧洲主导。 在二战后，欧洲的汉学获得了重大的发展。这首先发生在英国。1947年，《斯卡伯勒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亚洲、非洲和斯拉夫语言研究的措施。这种发展延伸到欧洲大陆。在莱顿大学，许理和(Erich Zürcher)是其中的急先锋。1961年，他设法从资金和教职上集中扩大汉学研究所的汉学领域。在德国，汉学在二战后得到了承认。一些主要的汉学研究中心——例如莱比锡大学——成为共产主义民主德国的一部分，但却不断萎缩。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西德设立了一些新的汉学教席。与荷兰相比，德国汉学的发展走向了比较分散的道路。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中国研究是在地区研究的体系内发展起来的，从所聘任的研究人员和国家的基金资助来看，它们基本上属于更具有传统研究倾向的东亚研究所或东亚系的分支。 另一个共同的模式是对书面语言的关注。汉学帝国的建立者大多使用文言文，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讲现代汉语。就教学中使用的现代汉语文献来说，它们通常是繁体字，而不是中国大陆使用的简体字。学生们越来越把这视为怪事。当1968年学生革命爆发的时候，这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二、中国研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兴起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在汉学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高本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开拓了汉语音韵学研究，而且是因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加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汉学研究)委托他培养一批年轻的汉学家。 尽管高本汉也写了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通俗著作，但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强调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传统。高本汉的弟子坚持了这一传统，并把他们的机构建设集中在历史音韵学、古典宗教和哲学以及语言学等汉学领域上。高本汉对史学研究的贡献并不是那么大，并且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并不是其弟子所关注的学科。因此，奥胡斯大学之所以建立关注近代研究的东亚研究所，是因为所长易家乐不愿意让他的研究所开展近代研究。1970年，挪威设立了这一领域中的第一个终身教职。直到1986年，哥本哈根大学才设立了一个类似的终身教职，而斯德哥尔摩大学设立类似教职的时间则更加靠后。 总而言之，欧洲的汉学始于对中国的语言、哲学、宗教、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的研究。欧洲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建立的东亚院系和研究所全都拥有非常有影响的学者，他们对何为真正的汉学的看法具有强大的影响。对于欧洲汉学应该采取的一般方向，这一群学者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分歧。1975年，他们甚至成立了欧洲中国研究协会(EACS)，召集想法类似的同行和研究生举行会议。此时，汉学生活在象牙塔中，对于1968年革命完全没有准备，而这场革命突然把当代政治带入大学的政治漩涡，并激起了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