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欧洲当代中国研究的形成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开始兴起。在许多国家，当代中国研究使汉学领域发生了分裂，并且由于传统的院系不愿意开展当代中国研究，结果是成立了新的研究院系和研究中心，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只有在莱顿大学，许理和巧妙地阻止了汉学领域的分裂。他的拯救措施是在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内成立了当代中国资料中心。对荷兰的当代中国研究来说，同样幸运的是经济史学家E.B.维米尔(E. B. Vermeer)负责管理当代中国资料中心。20世纪80年代初，年轻的英国学者托尼·塞奇加入了当代中国资料中心，并于1986年担任莱顿大学中国政府和政治研究教授。他同斯蒂芬·兰兹伯格(Stefan Landsberger)和彭轲(FrankPieke)一道创造了欧洲最积极和最有活力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在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的亚非研究院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导者，并且创办了《中国季刊》杂志。在超过45年的时间里，《中国季刊》维持了它作为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领导者的地位。同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一样，亚非研究院由于细致地收集了中文资料而提升了自身的核心地位。许多政府报告和官方资助为设立新的学术职位和扩大汉学的图书收藏铺平了道路，推动了英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剑桥大学、达拉谟大学(1989年)、爱丁堡大学(1965年)、利兹大学(1963年)、伦敦大学、牛津大学、谢菲尔德大学(1996)和威斯敏斯特大学(1992年)等高校都建立东亚研究系或中国研究系。 在德国，杜勉(Jürgen Domes)在萨尔布吕肯大学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名为“中国和东亚政治研究所”的当代亚洲项目。然而，萨尔布吕肯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研究所在它的创始人退休后未能继续维持下去。德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是1956年亚洲研究所(Institut für Asienkunde)的建立。多年来，亚洲研究所一直是在大学系统外惟一专门致力于亚洲研究的学术机构。它建立了德国最好的亚洲图书馆之一，出版了一系列的出版物。 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哥本哈根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等于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崛起和北欧亚洲研究协会的改组。在几年内，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逐渐成为一家重要的研究机构，大约有8名研究人员，其中大多数研究中国。1994年，出于管理上的原因，哥本哈根大学决定关闭各类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者将其同现存的院系合并。这一决定也对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产生了影响，使之于1994年关闭。各类研究计划和活动又回到了各类研究所，尤其是东亚研究系和北欧亚洲研究协会。 1967年，北欧亚洲研究协会由北欧部长理事会以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的名义成立。该研究所的公开宗旨是促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亚洲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充当北欧学者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的渠道。然而，研究所在项目和人员聘任上最初只重视东方语言的研究，因而反应出所长易家乐本人的学术兴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被认为应该对当代亚洲的社会科学研究投入更多的力量，因而进行了重大的改组。改组的公开目标之一是研究所更名为北欧亚洲研究协会，将来应当集中全力研究东亚和东南亚，减少对近东和南亚的关注。北欧亚洲研究协会的所有学术职位变成了有限期的职位，建立了专门的信息中心，为研究人员增加了配有研究助理的专业研究职位。 最近，北欧亚洲研究协会再一次进行了改组。结果，由哥本哈根大学、哥本哈根商学院和隆德大学构成的研究协作网同意接过(从北欧部长理事会那里)管理的职责，继续把北欧亚洲研究协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所，推动北欧地区的亚洲研究。哥本哈根大学被指定为新北欧亚洲研究协会的主办机构。北欧亚洲研究协会的现任会长是约恩·德尔曼(J?rgen Delman)博士。 四、欧洲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 根据欧洲科学基金会亚洲委员会委托国际亚洲研究协会所进行的一项调查，20世纪90年代，欧洲共有8000名左右亚洲学家(Asianist)。其中大约20%(大约1600人)据估计是“在职的中国专家”。这个数字目前已经增加了数百人。欧洲中国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EACS)大约有700名会员。不过，欧洲许多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并不是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的会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