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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代学者 第二代是20世纪70年代期间在“文化大革命”和随后的“改革开放”进程影响下开始从事研究的学者。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立即进入了一个开放的时期，因而前往中国旅行和学习变得比较容易。在中国大学学习的欧洲学生数量大大增加。一些学生甚至按照官方的交流项目前往中国两三次，能够进行一些初步的田野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任何严肃研究当代中国的研究生或毕业生来说，到中国学习一两年成为一个必要条件。回国的学生把新的视角带入到传统的汉学研究所中。大多数学生感兴趣的是现当代中国研究，因而向他们的老师和教授施加压力，要求把课程和教学材料现代化。越来越多的来自社会科学学科的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这种现象进一步促进了更加倾向于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 在第二代学者中，研究主题和分析框架都发生了范式转变。因而，当代中国研究走出了中国官方的自我描述，开始质疑第一代学者著作中的基本假设。第二代学者拒绝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范式，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政治在宗派和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他们重视社会力量和不满现象。他们的研究兴趣还包括中央-地方的关系，强调中国政治的空间维度，详细地考察个别省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少数学者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较为宏观的层面上，由于许多来自中国的新统计材料，经济研究得到了新的关注。但是，许多受到第一代学者启发的第二代学者继续坚持系统分析和理解中国经济话语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描述现实事件的发生过程。一些经济学家还对中苏或中印比较研究产生了兴趣。其他一些学者关注的是具体部门，例如农业和粮食生产。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欧洲学者加大了对中国科学技术以及技术转让和获取的研究。同第一代学者的研究相反，第二代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获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讨论中国同两个超级大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对中国国防机构和国防能力的新兴趣。已故的杰拉德·西格的著作尤其值得关注，但他从未学习过中文，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并非第二代学者的典型。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方法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一些著作似乎是专门评价所使用的不同方法，讨论数据的可靠性和有用性以及使用它们的方式。到80年代末，这种对学术研究理论框架和经验基础的关注得到了强化，并持续到90年代。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欧洲的许多第二代中国研究学者重新关注社会抗议和异议运动。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关注中国社会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在1989年苏联阵营瓦解之后，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 3.第三代学者 欧洲的第三代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从更为严格的方法论训练中受益匪浅。他们全都接受了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论课程，例如田野调查和访谈技巧。其中许多学者都曾前往中国进行过研究旅行，同时又前往欧洲和美国的主要研究中心进行更长期的访问。 同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主题有所变化，但从规模上来看还谈不上范式上的变革。第三代学者并不是特别关注宏观经济问题，也不再关心以前所重视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相反，他们开始研究政治机构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或某些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等较为具体的问题。这些主题还包含干部管理、党的角色、党与新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腐败以及各级和各部门政治机构的运作。其他的新主题是民族、少数民族的认同、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海外华人的认同。目前，他们正在研究土地问题及其相关政策以及城乡移民和互动，并且再次关注国家-商业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工人之间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最后，在欧洲的商学院中，那些具有中国研究背景的学者发表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著作。 当然，第二代学者仍然活跃于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之中。有些学者继续研究他们原来关心的主题，有些学者则关注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主题包括中央-地方的关系、公民社会、私营企业主和私营部门、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制度改革、人口政策和人口统计以及中国与西欧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