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大西洋两岸的争论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和欧洲在中国研究的主题和议程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美国的中国研究关注中国制度的权威主义——如果不是极权主义的话——方面，而欧洲的中国研究则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持较为同情的看法。多年来，美国和欧洲在中国研究上一直表现出趋同的趋势。因此，20世纪90年代，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像美国的同行一样，欧洲的学者也关注中国社会的离心趋势，开始更多地研究公民、社会团体、私营企业主和其他的非政府发展形式。然而，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从未拒斥过如下观点：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外，中国的经济一直稳步发展，而且政治制度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大概会持续下去。欧洲学者的这种认识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强烈，并且带来新的研究议程。不过，这种新的研究议程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运作而不是预测它何时会崩溃。欧盟-中国学术网等重要的行动也是基于如下假设：中国不会崩溃，并且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拥有不同的关注点，并且更关心“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中国的威胁”、“中国的治理危机”等等。 在外交政策领域，我们还会看到美国和欧洲学者在评价中国崛起的影响时所存在的细微差别。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行为，欧洲人往往强调其俾斯麦主义而不是威廉主义的方面。在欧盟和美国关于是否解除1989年后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的争论中，这种差别就是核心之所在。 总而言之，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回顾表明，大西洋两岸正在出现一场有趣的争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在特殊的地区和领域中是如何运作的;中国普通百姓如何参与基层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国共产党如何维持对权力体系中某些特选人群的控制;等等。在外交政策领域，越来越受关注的是中国外交政策背后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修正主义中国开始改变世界权力均衡的前景。 七、结语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汉学的自然产物。事实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汉学几乎完全由古典的学术追求主导，并不接受现当代中国研究。结果，满足公众对当代问题日益增长的兴趣，就留给了那些未受过语言训练的记者、外交官和社会科学家们。只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主要的大学汉学院系和研究所才开始接受现当代中国研究。到目前为止，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而许多大学的古典研究则处于守势。不过，与美国不同，欧洲的大多数当代中国研究仍然包含在地区研究体系之中，通常是东亚研究系或研究所的分支。这似乎是一种常见的西欧模式。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研究只能缓慢地立足于各门学科内部，尽管欧洲许多比较知名的中国研究学者已经能够把熟练的语言技能同适当的社会科学训练结合在一起。为了真正地建立当代中国研究，欧洲的大学必须向美国学习，使中国研究摆脱地区研究的束缚。所幸这种状况已经出现在欧洲的许多商学院之中，但愿各门社会科学不久会起而效仿。 就像20年前一样，欧洲的中国研究集中在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和北欧国家。欧洲其他国家的状况是研究环境不仅分散，而且规模很小，只有一两位研究人员，也没有相关的研究项目。通过发起成立欧盟-中国学术网，欧盟委员会主动地把分散的研究机构和个人联合起来。然而，这并不必然会提高研究的质量，因而也不必然会增强欧洲中国研究相对于美国中国研究的竞争力。因此，欧盟需要通过启动重大的研究项目和帮助招聘新一代的学者来推动当代中国研究。这也可以使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摆脱较小的国家研究资助体系的束缚。许多中国研究继续使用欧洲各国的语言，造成了一种狭隘的乡土观念，而欧洲各国的研究资助体系则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目前，第二代学者仍然主导着欧洲的中国研究领域，并且第三代学者不过是缓慢地进行接管。新的第四代学者只显现出模糊的身影，除此之外还很难看到什么。 近年来，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发展得相当快，成立了新的院系和研究中心，设立了许多新的教席，并且获得了相当多的外部资助。显然，中国研究已经从古典研究演变成当代研究。随着第三代学者巩固他们在这一领域中的地位，这一点必定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总之，可以说当代中国研究终于突破了障碍，目前已经处于一种健康而又坚实的状态。 (资料来源：Kjeld Erik Br?dsgaard,“China studies in Europe”, in China–Europe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Edited by David Sha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