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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中国研究专家大约有100名。上述对英国中国研究的调查列出了51名全职研究人员和39名兼职研究人员。此外，各类研究机构也有一些中国专家。近年来，英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传统的汉学研究中心之外。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利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等高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全都出现了快速的发展。诺丁汉大学建立了中国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招聘了包括郑永年在内的许多中国专家。曼彻斯特大学投入重金，建立了新的中国研究中心。利兹大学的亚洲研究项目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即使传统的汉学研究中心也对人员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其中最重要的是牛津大学邀请徐维恩(VivienneShue)担任新的弗汉姆当代中国研究教席。这些也都是英国当代中国研究复兴的良好迹象。 在德国，到2004年，18所各类大学大约有40个教授职位。目前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职位大概是教授职位的2倍，汉堡亚洲研究所、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tiftungWissenschaft und Politik)等研究机构也有许多研究人员。1994年，杜伊斯堡-埃森大学(University ofDuisburg-Essen)成立了东亚研究所。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该研究所拥有2名教授、2名副教授和许多研究助理，目前在中国研究领域已经具有很强的实力。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据估计有100多名在职的中国研究学者，包括许多博士生和博士研究人员。目前，哥本哈根是最具有活力的研究地区。这得益于北欧亚洲研究协会、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和地区研究系中国组与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之间的资源整合。这种研究环境也得益于近来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参与。该研究中心有一些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包括博士后职位，并且拥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然而，很难计算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究竟有多少位中国专家，因为相当多的人只有临时的职位(尤其是在丹麦和挪威)，而且可能隔几年才会得到研究资助。他们在未得到研究资助期间仍然进行研究，发表著述。 法国的状况非常复杂，因为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分散在许多研究机构而不是大学中。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是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下属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5位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包括杜明(Jean-Luc Domenach)和白夏(Jean-PhilippeBéja)。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目前有5名研究中国的学者，包括伊沙白(IsabelleThireau)、潘鸣啸(Michel Bonnin)和施维叶(Yves Chevrier)。然而，法国大多数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似乎都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里昂大学和普罗旺斯-埃克斯-马赛大学也有一些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埃克斯-马赛大学，同当代中国相关的大多数研究在东南亚研究所进行，并且专门研究台湾问题。 莱顿大学失去了最有活力的欧洲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地位。当代中国资料中心仍然存在，但托尼·塞奇已经前往哈佛大学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而彭轲则已经转往牛津大学。目前，莱顿大学没有任何当代中国问题方面的教职。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当代中国研究起步相对较迟。1992年，马德里自治大学成立由达西安娜·菲萨克(Taciana Fisac)领导的东亚研究中心，目前有10多名研究人员。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也开展了当代中国研究，并于2006年9月启动了一项东亚研究硕士项目。在葡萄牙，亚威罗大学于1998年首次启动了东亚研究硕士项目。随后，里斯本理工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学院成立了东方研究所，并出版《葡萄牙亚洲评论》杂志(Revista Portuguesa de Estudos Asiáticos)。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洲的商学院兴起了当代中国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现在有3位专门研究中国的国际商学教授。哥本哈根商学院正在形成重要的当代中国研究氛围。在哥本哈根商学院，关注中国的亚洲研究项目正在迅速扩大。在利兹大学，商学院的国际商学学者与东亚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专家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这种合作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国商业和发展研究中心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金融和管理研究中心的成立也是对中国商业和管理兴趣日益浓厚的结果。同时，非常重要的是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充满活力的中国商业研究机构。 五、个人和机构之间的合作 多年来，欧洲中国研究协会是聚集欧洲中国研究学者们的惟一手段。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48年召开的第一届青年汉学家大会(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青年汉学家大会”的首要目标是重建欧洲的中国研究学者之间由于二战而中断的交流。另一个目标是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汉学合作。25年来，“青年汉学家大会”除了1960年和1968年外每年都召开一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