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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欧洲三代中国学学者 早先的欧洲当代中国研究有许多特点。它们起源于传统汉学研究所之外的学术圈，并且同更具新闻性(报纸和杂志)和大众性(教科书)的著作之间常常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这些学术圈的成员构成了一个奇怪的群体，包括发展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记者和常常具有左派信念的知识分子。许多研究深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并且往往按照中国官方的自我描绘来建构自己的分析框架。它们在争论中介绍和引述关于中国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基本上是欧洲大陆学者的研究，尤其是法国和西德以及美国学者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关于所谓过渡社会的本质和发展道路的争论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主导话语，因而中国作为苏联发展模式的替代模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第一代学者 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的学者是索邦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1973年，贝特兰根据1971年对中国的短暂访问发表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一书。这本书的目的是应用《经济计算与财产形式》中的抽象分析。鉴于该书是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主义计划和所有制表象背后的根本矛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一书揭示了过渡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 在毛泽东去世、华国锋上台和1976年逮捕“四人帮”之后，贝特兰认为，中国当时正在走向苏联的“修正主义”，因而不可能再充当社会主义发展的典范。与此同时，他辞去了法中友好协会主席的职务，并且他的辞职信表明他不赞同毛泽东时代之后邓小平的新实用主义。 尽管贝特兰并不是一位汉学家，但他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影响却几乎无人能及。不仅在法国是如此，而且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亦是如此。在法国，一些专著就是在他的直接帮助下出版的;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两条路线斗争模式的理论变种影响非常大。在美国，贝特兰的著作和对中国政治的阶级斗争解释启发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一群非常活跃的年轻学者的研究。 在英国，就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政治而言，比较重要的早期著作是琼·罗宾逊1967年短暂访问中国后出版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德国，我们也可以找到从阶级斗争角度进行研究的例子。乔瓦尼·布鲁默(Giovanni Blumer)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两条路线斗争范式内进行研究的例子还有更多。大约在贝特兰开始涉足中国研究的时候，杜勉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突破性的论文，讨论1975-1976年精英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四人帮”的下台和华国锋的崛起。杜勉提出了新的观点，即功能/意见团体可能演变成宗派，恰恰是这些团体的存在主宰了中国的政治过程。在《关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学》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杜勉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观点。1985年，他发表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一书。这本书进一步证明了杜勉对中国政治的详细了解。另一位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德国学者是经济学家威利·克劳斯(Willy Kraus)。他对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研究非常有用，并且他的著作在出版当时或许是对该领域的最详细的分析。 在英国，古典研究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居于主导地位，但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施拉姆和沃克为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平台。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是一种突破，并因此成为了世界首屈一指的毛泽东研究专家。经济学家沃克是施拉姆的同事，被公认为英国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的奠基人。他的三位博士生(豪、阿什和诺兰)对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豪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著述，因而必定会被认为属于第一代学者。 在法国，少数汉学家——包括克劳德·奥伯特(Claude Aubert)、毕仰高(Lucien Bianco)、高达乐(Claude Cadart)和杜明——出版了一本书，试图“打开对中国的严肃讨论之路”。他们记录了欧洲的中国专家为何会采用中国官方对中国发展的自我描述的原因。这本书还表明，法国的权威报纸《世界报》非常不愿意发表任何批评中国和毛泽东的东西。 传统的汉学依然驻足旁观。大多数汉学家继续他们的哲学研究，或者关注哲学、宗教、古典文学和古代历史，不可能参与对当代事件的分析。在汉学的学习计划和语言培训中，核心的课程关注的是古代汉语及其复杂的特征，并不包括当代中国问题。然而，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当代中国问题感兴趣，增加了教学人员改变课程和教科书的压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