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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指南》需要覆盖的对象，是西方学者心目中传统的古代世界，即使按照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标准，它也涉及上下1500年（从荷马时代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从苏格兰高地到美索不达米亚、从北极圈到尼罗河中上游和撒哈拉沙漠的广大地区，可谓希腊、罗马世界的综合。由于范围广阔且课题众多，如何取舍和设计框架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这类通论性著作的成败。该书正文由8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证据、问题与路径、人民与地区、遭遇神灵、生与死、经济、政治与权力，以反响终篇。 证据部分放在第一位，对于历史著作来说是惯例，布莱克维尔的其他指南也都是这么做的。问题在于在该书出版之前，有关古代近东、古典希腊、希腊化世界、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古典晚期的各卷都已出版，而且每卷都已讨论与之有关的史料。《古代史指南》如何既能概括地介绍古代历史的各种资料，又能避免重复已有指南的内容，并有所创新，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从各章的标题看，它似乎相当传统，分别讨论了史学、碑铭学、纸草学、钱币学、考古学、演说、文学文献等七个方面。但在具体内容上，则体现了主编的匠心独运。各章作者在概要介绍该学科历史发展的同时，尤其着重指出在运用和解释各类资料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即资料本身的缺陷和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关于史学乃古代的精英阶级为了精英阶级的兴趣写作的评论，提醒我们在分析和使用古代文献时，绝不能忘记了古代史主要资料的缺陷。即使是对我们一般认为比较可靠的考古、钱币、铭文等相对客观的史料，也需要适当的警醒。就铭文资料而言，“公元前800年到公元300年标志着碑铭学历史上一个不同的时代。其间希腊人发明了字母，制造了公共碑铭，罗马人传播了拉丁碑铭，其他人接受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字与碑铭习惯，创造了整个地中海区他们自己独特的碑铭文化。由于它们的相互影响，最好是说古典时代存在一个独特且多面的碑铭文化，一个为希腊语和拉丁语所统治、但原住民的语言如卡瑞亚语仍能为人们阅读的文化。”（第52-54页）所以，碑铭史料也存在语言上的偏见。碑铭如此，纸草文献、钱币和考古等，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 第二部分可以视为第一部分的深化和具体运用，分别讨论了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族群与文化、人口与历史人口学、妇女史、环境史以及对神话的解释等，尽可能为读者提供古代史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理论和方法，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解读、使用资料的问题，提醒我们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陷阱。有关各章大体反映了当今西方学者的兴趣、态度和方法，可以视为对古代史研究现状的述评。第三部分为叙事，大体按照地区和族群分类，分别叙述了从古代埃及到北欧各地区的古代史。这个部分本来比较难于处理，因为既不能将之写成各个地区的简史，又不宜写成民族志之类的介绍。但有关作者根据古代史的特点，尽可能地在揭示各地区和族群古代历史发展一般趋势的同时，重视它们各自的命运和不同特性。北非一章通过分析北非与撒哈拉沙漠以及地中海的关系，指出该地区的历史发展实际深受周边文明的影响，撒哈拉沙漠也绝非人们想象的不可逾越，从而对北非孤立发展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关于小亚细亚和西班牙的两章，则重点揭示了它们对罗马化的反应以及在罗马帝国的地位。该部分的有关叙述，仍然可以视为如何解读史料和理论的延伸及具体运用。 第五、六、七部分可以视为对古代文明社会生活的展示，也是该书最具创见的部分，分别讨论古代世界的生与死、经济、政治与权力。与过去不同的是，政治被“排挤”到了比较边缘的地位，在三部分共18章中，政治只占了4章。即使在仅有的四章中，所讨论的也都并非传统的政治史，而是影响政治生活的各种因素，包括国家结构、法律体系、公民权和战争，突出的是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公民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框架以及影响古代公民的诸种最重要因素。经济部分既反映了现代经济学的兴趣，涉及劳动、财政、资源和技术，但更体现了古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地中海成为古代经济的基本背景，地区间的差异在“诸种经济”（economies）这个术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乡村的作用得到强调，尽管作者认为，片面强调乡村或城市的作用，不免是站在今人的立场论古人。也许对古人而言，除特殊情况外，城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那么重要。非自由劳动包括奴隶劳动的作用得到重视。经过战后马克思主义古史学的冲击，众多学者如今都承认，奴隶制是古代文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作者的讨论并不打算涉及奴隶的具体数量等古老的问题，而倾向于从芬利的路径出发，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具体背景中奴隶以及其他形式非自由劳动的功能进行讨论。 如果说古代政治和经济提供了希腊人和罗马人活动于其中的基本框架，古代人基本的生活状况，则体现在该书第五部分的“生与死”，即关于个人生活的部分。它从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开始，依次讨论了古代的食物、爱与性、居住、娱乐、教育、医药和死亡。编者的规划，显然希望以此揭示古代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状况，让今人对古人有更加具象的认识。有些问题，例如教育和家庭，虽然曾经得到过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并非从个人生活着眼，而且更多地关注诸如妇女、儿童之类的群体。另外一些领域，例如居住、爱与性、医药、死亡等，则是20世纪末以来的新兴研究领域。不过，如果作者们仅仅限于对古代人生活的状况进行一般性的描述，则不免把历史变成了个人生活琐事的介绍，哪怕这个介绍的着眼点是古代的所有人，意义仍然有限。该部分最为可取之处，在于相关作者一方面概要介绍有关研究的起源和进展，另一方面则试图借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与手段，写出了各个专题的社会史，进而描述古代人比较真实的生活场景，努力让现代人理解古代个人的经历。以家庭一章为例，众所周知，家庭史研究对古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已经把历史学家们从直到20世纪最后数十年仍倾向于占支配地位的、单纯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引开。它已经让大多数历史分析包括了私人和家庭领域，从一个可以说是孤立的男性世界领域，转向一个也有妇女和儿童居住的世界。焦点的变化，也造成了方法论的明晰以及对资料——文字的、视觉的和物质的——更加精细的解释和分析。为了发现不同于政治家和将军（他们常常是古代世界历史的主要作者）的‘个体’（或者说，至少是‘类型’），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用新的方式处理证据；观察那些群体（妇女、儿童、奴隶、非公民、被视为外人的团体），他们不曾写作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在精英阶层男性的作品中，他们并非不经常地作为可有可无的角色出现。”（第330页）通过对史料的细致解读，两位作者发现，借助于人类学的方法，古代的史料描绘的家庭，往往是非常态时期的非常态家庭，“家庭的实际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存在巨大的差异。”罗马共和国后期，家庭关系就发生了缓慢却重要的变化。妇女的地位尤其与我们印象中的男权统治不同，“在雅典和罗马社会，人们接受和期待的是，妻子和母亲事实上掌管着家庭。”（第338页）至少在婚姻问题上，男性家长并不能包打天下。因此作者正确地提醒我们，“社会理想（文学的、男性的和精英的）与社会现实，尤其是对那些不曾自己发出声音的群体，需要小心解释。”（第330页）对食品、死亡、居住、性等方面的研究，一方面让我们注意到此前鲜为人知、却是古代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揭示出古代社会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意识到，在历史学中适当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无论是在资料的发掘和解释，还是在丰富历史的内容，更全面反映历史面貌上，都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