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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对于历史学进展的作用似乎不用多说。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历史确实是一门叙事的艺术，从古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李维和塔西陀，都以叙事见长，于叙述中寓褒贬。但现代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则是日渐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说50年代的琼斯在论述雅典民主时仍采用传统的叙事，但80年代以来的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国政治研究，显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芬利对古代与近现代民主关系的讨论，奥伯有关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分析，圣克莱尔（R.K.Sinclair）关于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大众参与，莫斯坦因—马科斯对公共交往理论的应用，莫瑞特森对共和国后期罗马城政治地理的考察，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现代政治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百年来有关古代经济的讨论，更与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密不可分。《古代史指南》对古代普通人从生到死的论述，如果缺少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恺撒指南》中有关恺撒形象的传播，显然是利用传播学与接受学理论和方法的成果。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十分时髦的种族与民族认同研究，以及希腊人与蛮族人、罗马人与蛮族人的关系，本身就是政治学、民族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在被引入古史研究后，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至于荷马研究与文学、考古、人类学的联系，在帕里（John Parry）、洛德(A. B. Lord)、芬利、纳吉(GregoryNagy)等一大批荷马研究的成果中，早已得到生动体现。希腊史研究中对阿卡狄亚等地区新近的关注，固然与资料的积累有关，但如果缺少了人类学理论和手段，也会无从解释。基于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对资料新的解读，新课题的发现，新视角的采用，新领域的开拓，总之，当代古史学中的任何创新，或多或少都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采用有联系。社会科学确实在侵蚀着古代史研究，但与此同时，古代史研究也借助于社会科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形态。从中国学者的立场来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认真钻研原始文献的前提下，通过发掘本土资源，广泛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新成果，并不是没有可能。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古典世界的民主与共和政治”（批准号：11YJA770059）中期成果。 [①] 关于《论李维》的写作背景与年代，见哈维·曼斯菲尔德：“导论”，载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33页。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第43-44页。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第44页。 Andrew Erskine,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必须指出的是，在英语背景中，古代史与中国学人通常所说的世界古代史不同，它仅仅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古代史，即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只是因为古典文明从埃及和西亚文明中汲取了太多的养分，因此一般的古代史会包括埃及、两河流域的历史。《剑桥古代史》第一版的主编约翰·伯里明确宣布，“《剑桥古代史》的目标，是欧洲民族连续历史的第一部分。”但是，“欧洲的历史开始于欧洲之外，它的文明是如此深刻地受益于埃及和西南亚更古老的文明，以至于对研究欧洲文明的发展而言，那些国家的早期历史，远较凯尔特人、日耳曼人以及其他生活在欧洲范围内的人类的野蛮生活更加重要。那些意欲从其起源追寻他们自己历史发展的人，首先必须熟悉埃及人的、苏美尔人的、赫梯人的、闪米特人的、以及东北非和西南亚其他民族的文明。”所以，部分国人动辄把《剑桥古代史》作为批判古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靶子，似乎并不合适。见J.B. Bury, S. A. Cook and F. E. Adcock, eds., The CambridgeAncient History, vol. 1, 2nd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4,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p.v。《古代史指南》中的古代史，主要也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本文所说的古代史，古史学与古史研究，也主要指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历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古代史。 该书的作者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但也有来自澳大利亚、丹麦、意大利、爱尔兰、以色列和日本等国家者，见该书第xiii-xviii页的作者介绍。 Andrew Erskine,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History, preface.（下引该书一律夹注页码） 全书正文共579页。政治史被驱逐到了第七部分，一共只有46页（第497-533页）。“生与死”部分100页。如果把地理和经济加入，共322页（第175-496页）。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一版序。 关于年鉴学派的影响，见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87页。 JohnMarincola, “Historiography”, in Andrew Erskine, ed., A Companionto Ancient History, p. 13.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页。 M. I.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01-121.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4页。 SirWalter Ralegh,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Five Books,London: J. J. and P. Knapton, 17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