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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学虽然源远流长，有雄厚的史学传统和独特的方法，但就西方古代史研究领域而言，不免过于年轻，基础太过薄弱。中国人之开始了解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始自19世纪中期，其目的非常功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史学的文化建设功能从属于政治功能。1949年之前，中国学者也确曾翻译过一些西方的古史著述，撰写过一些介绍和研究古代历史的著作，但总体说来，在那个国难当头、一切以救亡图存为旨归的时代，资料匮乏，社会动荡，学者的生存尚难保证，遑论开展独立和原创性的研究。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确实标志着世界古代史研究新时代的来临。经过院系调整，中国大学的历史系模仿当时的苏联模式，普遍采用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并立的课程体系，世界古代史作为通史课程的一部分，一般占有一个学期的课时量。希腊罗马史作为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被比较系统地传授给学生。作为制度上的表现，是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的设置。然而，模仿苏联体系建立的中国历史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需要的烙印：历史课程的目标，固然有传播历史知识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更有用唯物史观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政治任务在身。用苏联10卷本《世界通史》总编辑部的话说，“研究历史可以帮助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先进人士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使他们在解放革命斗争中和在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生活中能够正确利用这些客观规律。在完成着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变革——把对抗性的阶级社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剥削的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时代，来观察一下有规律地把人类导至现在的发展阶段的全部路程，是特别有教益的。”具体说来，是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证明“统一的和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的基础，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前后相承的更替：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都是人类前进运动中的主要阶段，是人类进向更高一级即共产主义制度去的大路上的各个历史阶段。”进一步具体到世界古代史，则是证明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这一历史模式的合理性。 必须承认，这样给古代史研究定位，一方面让历史研究摆脱了毫无规律性和不可知论的陷阱，另一方面却赋予了古代史研究自身几乎难以承担的重任：证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真理性，进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合理性，把历史研究变成了政治任务。正因为如此，虽然50-60年代的学者们为古代史研究在中国的奠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特别是编辑出版“世界史资料丛刊”，《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翻译介绍古典文献以及西方学术名著，但当时学者们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性质、历史分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奴隶制问题，而且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以承认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为前提。任何敢于挑战或者否定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都被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资料的限制和理论上的独尊，让许多问题的讨论变成了语录官司，多的是火药味，少的是实证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思想的解放，都让古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1979-1980年，实际由日知先生规划和组织的《世界上古史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日知先生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也由同一家出版社推出。两书都对古代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国家产生的形式、公有制和私有制、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城邦到帝国的发展等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并做出了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最为充分的论证，引起了对有关问题更深入和具体的讨论。80年代出版的大学教科书和发表的论文中，虽然仍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但在讨论相关问题时，采取了更加平和与实事求是的态度。90年代以来的20年间，随着更多古典文献和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逐渐展开，古典语文教育的起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日益与世界接轨。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题著作和论文。林志纯、胡锺达、刘家和、王敦书等学界前辈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撰写的数部论文集，黄洋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等，或者具有独特的中国学者视角，或者借鉴和使用了不少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部分论著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似乎也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然而，如众多学者都承认的，中国的古代史研究毕竟起步晚，基础薄弱。在资料积累方面，我们仍有不少缺陷。一些基本的文献和参考书，例如雅可比的《希腊历史残篇》，考古资料中的《希腊铭文集成》，仅有东北师范大学收藏，且后者刚刚购入。部头更大的《拉丁铭文集成》，似乎仍无任何大学和科研机构购入。19世纪以来西方出版的大量考古报告，其中的绝大多数可能是中国学者闻所未闻的。此外，中国的古史研究者中，能够熟练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者，并不多见。正因如此，不少古代史研究者难以从事精深的、原创性的研究，很多时候也就是个二传手――把西方的学术成果消化后传播到中国（必须承认，在学科发展的起步阶段，这样的研究仍有自己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所写出的论文中，不少属于宏观的、一般性的介绍，少有个案和专题研究。更多的学者主要是应付日常的教学，无力从事任何研究。社会对古代希腊史的需求，也还停留在相当一般的水平，从而影响到古代史研究在整个历史学科中的地位。除资料和实证研究能力的限制外，我们还缺乏自己应当具备的系统的理论。不少论著，尤其是最近20年来出版的古代史教材，虽然力求在理论和体系上有所突破，但如何将它们落实到具体研究之中，易言之，如何把宏观的理论，变成比较具体的古代史设计框架，并体现在历史进程的具体叙述中，仍不能说特别成功。在揭示古代社会的特征之时，除政治和军事史不免仍占据历史舞台中心外，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理解，历史被简单地划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板块的做法，仍统治着大多数古代史学者的心灵。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地理和生态背景的具体作用，经济的一般特性和不同地区的特征，总之，古代人的生老病死及其与他们的政治、社会和价值观的关系，仍缺乏细致入微的实证研究，很难追踪学术前沿。相应地，古代史研究的影响相当有限，不少学者，特别是非古代史领域的学者，在说明古代史上的问题包括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特征时，仍把奴隶社会和奴隶制当作万应灵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