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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有什么用？如前所述，对近代早期的历史写作者来说，作为近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参照，古代史的功能根本不是问题。可是20世纪以来史学的专业化，让社会公众与专业学者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其他知识门类，特别是科学、技术和应用性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法学等的发展，让历史学的空间日益逼仄，以至于到20世纪前期，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赫已经在讨论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他最后的结论虽然积极：历史学有其独特的美感，有娱乐的价值，史学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将展示不断更新的历史前景。不过他的辩护是就历史学整体而言，而且在那之后，史学无用，史学危机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就古代史，特别是古代希腊罗马史来说，它的价值何在，也曾有学者论及。莫尔内承认，历史确实有用，它虽然不可能让人们根据对过去的认识预见将来，也不大可能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不是法律或者医学那样的职业学科，但从实用的意图来说，它培养了人们“处理和分析大量资料；构建合理的论证，创造新的思想；清晰而且有说服力地提出论证；参与讨论等方面的能力”。但他也认识到，其他学科同样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训练，因此这些实际用途不足以解释历史学科存在的理由，尤其是不断建构和解构过去的理由。但他随后提出的论证：过去需要研究，因为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会影响人们现在的行动；现在的变化，也会影响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历史学在不断解构过去的过程中，也不断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认同，并且通过塑造过去来改造现在。但他的论证，很难把古代史从质疑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仍然是就历史学科本身的性质而非古代史的特点立论，而且拘泥于个人直接应用的层面。李剑鸣将历史学的功能分离成个人和群体两个层次： 历史的“用”带有某种群体性质。对个人而言，历史或许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人丝毫不懂历史，照样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但对于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则是不可或缺的，它是群体认同和文化赓续的起点……历史不是可以带来直接效益的实用性知识，它的功用具有长期性和价值性。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研究历史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解决一种实际问题，而是为了文化建设。一个社会如果不重视这个道理，贬低甚至排斥史学，最终只能导致文化的堕落。 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历史研究确实“可以解决一种实际问题”，但这样的解读，显然能够把历史学从斤斤于实际应用的泥潭中解救出来。古代史研究既然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自然也具有了价值。但正如他也意识到的，许多人仍会从个人角度看问题。对于那些研究古代史的学者，特别是那些普通的读者和公众来说，希腊罗马的古代史到底有什么用，仍然需要更具体的讨论。《古代史指南》试图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全书开头的“个人视角”，由5位来自不同国家、研究古代史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个人经历思考古代史的功能，然后是书末侧重于集体意识的“反响”，借用莫尔内的话来说，是“神话”。个人视角中，5位作者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其中麦克林（NeilMcLynn）曾任教于日本，可以视为亚洲的代表。主编的意图，显然是希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学者“现身说法”，以彰显古代史与其研究者个人之间的关系。5位作者中，奥伯为美国学者，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知名，并由此涉入政治学，讨论过当代民主以及雅典遗产的价值问题。他比较重视古代史综合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叉对他研究和认识政治，包括古代和现代政治的作用。他批评当今的政治学过于狭隘，“将权力与合法性、合法性与正义割裂开来；忽视了阶级差别，将政治想象为超级精英的游戏；有些专注于论辩、批评或信仰，有些专注于制度、决策过程与人格；有些专注于偶然性、环境因素或技术变迁；有些专注于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还有些专注于变化与稳定问题。古代史则给那些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特殊的好处，可以避免因狭隘和非历史主义造成的错误，因为它既广泛，又有限，就时空范围论，它是巨大的；但就可以牢固确立的相关事实来说，与现代比较，又是狭小的……古代史让我可以梦想一种‘统一的政治场域理论’，在那里，可以对权力、合法性和正义做总体的考察。”（第3页）彼得·德鲁（PeterDerow）生前供职于牛津大学，以研究希腊化时代历史见长，他引用波里比阿《通史》开头关于罗马征服世界的话来论证研究古代史对于当今的意义，指出“古代史研究能够（而且应当）对我们理解周围的世界、提升我们对身居其中的事件的认识，做出贡献”（第3-4页），虽然“历史不会重复，但人终归是人，对古代史的研究，涉及一个微观的年代框架中的人对政治和其他环境（在地方和全球的层次上）的反应。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人文研究，考虑到它使用的资料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它需要的智力投入和活动，那也是乐趣”（第5页）。其他三位学者分别来自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日本，对古代史的功能，也都有程度不同的阐述。澳大利亚的古代史似乎颇受学生欢迎。据新南威尔士州统计，中学的最后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历史，多数又选择古代史。在大学历史系中，选择古代史的学生似乎也超过近现代史。作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澳大利亚与欧洲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是因为“古代史让我们接触到与过去的严肃争论，以及后代不断重新发明古代（不仅仅是古典古代）的不同方式。在我们研究古代史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许多不同的历史，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的、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拿破仑以及他对埃及和罗马帝国主义模式的运用，还有费边社和斯巴达克派的制度，以及西方（与某些非西方）的民主发展”（第9页）。正是这种与过去之间不断的对话，激发了人们对古代史的兴趣。莫尔内的论断，在澳大利亚似乎得到了回应。日本的古代史似乎不那么乐观，毕竟日本的文化不同于欧洲和英语世界，学生大多选择历史作为跳板，而非将其作为专业。但根据作者在日本16年的任教经历，他能明显感受到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对古代史迥然不同的态度（第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