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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疆域治理 之二 “长城—天山走廊”上的国家记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区域性道路 一、“长城—天山”内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 1950年的秋天,我和一些青年同志到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一天我在疏勒县的一个茶馆里吃茶,碰到了几个维吾尔族青年正在用维吾尔语讲《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好奇心使我同他们攀谈了起来,得知他们祖上的男方都是在疏勒城外八个屯子屯田的汉族士兵,祖上的女方都是当地维吾尔族妇女。他们约我到他们的家里做客,我在他们的家里看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南疆的其他维吾尔族农民的家庭生活完全一样。如果还有一点不同的话,就是我在他们的家里看到了用汉文写的神主牌位,这只能算是汉族祖先崇拜的一点遗物。1877年清军和新疆各族人民赶走阿古柏这帮外国侵略势力后,驻疏勒的清朝军队在城外屯田,距我在疏勒县调查时仅七十来年,可见这些屯田的汉族士兵融合于维吾尔族的速度是很快的。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民族学家谷苞深入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进行田野调查，于1989年写成的《在我国历史上有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一文中所记述的一件事。 以中原为本位的官方历史很少记载“民族通婚”这样的小事件，只有在记述边疆的民间野史中可以找到只言片语。在谷苞的笔下，清朝驻疏勒的湘军与当地的维吾尔人通婚，仅仅70多年，其后人就已经同化于维吾尔族，成为了维吾尔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如今，距离谷苞的调查，又过去了60余年，这些湘军后代估计已经“遗忘”了自己的先祖曾是汉人。对这一群体和当地社区而言，这段历史被选择性地“遗忘”了。正如历史学家罗新指出，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相当数量的非华夏人群加入华夏社会，这些人群都要通过不同途径实现其文化转型，最终转换其历史叙述，使得他们的社会面貌与其他华夏人群没有差别。这个过程中，集团和个体都积极进行了遗忘。同理，来自华夏的散居人群加入非华夏社会，最终也会实现文化转型和历史叙述，逐渐成为非华夏社会的成员。中国古代文化也对这种“华夷转换”也持有宽容的心态，“入中国（华夏）则中国（华夏）之，入狄夷则狄夷之。”诚如陈寅恪所言：“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曰为汉人,胡化之人即曰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华夷”之间并非都能成功转换，有时会形成共生形态——一种“过渡形态”的人群。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东天山调查时发现，在天山中段的巴里坤与奇台之间有一个山居人群，是汉人与蒙古人通婚的后代。他们既熟谙汉语，又精通蒙古语，风俗既随蒙古族，也随汉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样管理他们的牲畜，也能像汉人一般丧葬、婚嫁。在毡包内他们像蒙古人一样穿着，当来到城镇又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随蒙古人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有最普遍的宗教宽容，夏季在山中热情地款待游历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参拜汉人的寺庙。 这些兼收汉文化和蒙古文化，具有“过渡”特征的人群让拉铁摩尔“大开脑洞”，长城作为“过渡地带”成为了他所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核心思想。拉铁摩尔挑战了当时风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是对“欧洲中心观”和“中原中心观”的双重拒绝。正如鲁西奇教授所反思的，迄今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阐释,大抵都假定中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走过基本相同的道路、遵循大致一致的历史发展模式。以社会形态演进为核心线索的叙述与阐释体系,强调人类历史均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以社会主义社会为其初级阶段）的演化,认为历史发展的总体线索自亦如此,中国各个地区亦概莫能外。此外，还有一种“汉化”的阐释模式，“它假定一种单一的文明媒介,从汉人为基础的帝国中心,直接传导到不同种类的边陲人群当中。扩张、移民和文化传播的叙述,被看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单向同化方向,从而将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逐步形成自己特点的过程简单化了”。这种以单中心为标准将社会视为同质化过程的历史取向在根源上来自早期进化论，不仅掩盖了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特性的差异，而且也掩盖了中国内部的区域性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