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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城—天山走廊”的形成与民族间的交流、互动 清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新疆的多民族交往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费孝通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 在清代，新疆的重要性凸显，首先源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地缘政治格局本质上是由实力和“地理力”（即地理屏障）组成的地缘政治力量。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天山南北，疆域扩大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虽然3个哈萨克玉兹成为清王朝与南下哈萨克草原的沙俄帝国之间的屏障。但是，沙俄帝国南下对清王朝在中亚的地缘政治构成严峻挑战。清朝中叶，由清王朝控制的伊犁河谷在地缘上与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连为一体，深刻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格局。由于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天山，沙俄帝国加强了对南俄草原与哈萨克草原大通道的控制，与清王朝在中亚形成对峙状态。因此，处理不断扩张的沙俄帝国以及内亚问题成为整个清朝北方战略的核心。 在这一过程中，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降低，地缘政治的重心被转移和前置到了天山北麓。如乾隆27年（1762年）《清高宗实录》所载：“前因准夷未平,凉州、庄浪等处为西陲冲要,故将西安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兵丁派出数千名,分地驻防。今大功告成,巴里坤以西,皆成内地,凉、庄既非边徽,……现在伊犁建造城堡,设立将军驻防屯田,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即以凉、庄兵丁挚眷迁移,较为省便。” 此间，伊犁的建设是重中之重。民国时期，地理学家蒋君章在《西北经营论》（1936年）中对伊犁的重要性曾有形象的描述：“新疆命脉一系于伊犁，伊犁为新疆头颅，北路塔城，南路疏勒，则左右其肩臂也。乌鲁木齐为其腰脐。其足骨则东伸抵于甘肃、青海”。清政府以伊犁为中心，确立了“以北制南”的空间策略。 清王朝北方的安全防御体系沿东西方向展开，大致形成四大体系： 一是天山北麓“三镇”体系，其功能类似于河西走廊“四郡”，以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三大军事重镇为中心，发展为声息联络的城镇体系。实际上，三大重镇分别体现出天山北麓战略区域的三重属性：其一，战略前沿区是天山西部伊犁河谷中的“伊犁九城”，以满城惠远为中心，周边环绕其他满城、汉城、回城等，共九城；设总统伊犁将军，统率八旗驻防；主要应对沙俄帝国的南下、东进战略，同时羁縻哈萨克、布鲁特等中亚汗国，承担巡边、地缘外交和国防功能。其二，战略支援区在天山中段，以乌鲁木齐的满城巩宁与汉城迪化为主，尤以巩宁为中心；设乌鲁木齐都统，八旗驻防和绿营并重；北望蒙古，南通喀什，亦为重要的屯垦区。其三，战略接应区是天山东部的巴里坤，在汉城镇西和满城会宁设巴里坤总兵，统率八旗及绿营驻防，以会宁为中心。“三镇”之间声气相通，是清王朝北方防御体系的核心。“三镇”的中心均设在满城——惠远、巩宁、会宁。仅观其城名，“天朝”心态和时空布局彰显无遗。 二是在伊犁以北的塔尔巴哈台山附近设置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与科布多参赞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黑龙江将军的驻地东西相望，形势联络，互为犄角，共同组成了巩固北部边疆的屏障。 三是在天山南路建立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为中心的“回疆”体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一度为“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亦曾移驻乌什和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哈喇沙尔等八城均有满、汉官兵驻扎。 四是在东天山与河西走廊交汇的哈密与吐鲁番地区，由哈密回王与吐鲁番回王管辖回部，另设哈密办事大臣、吐鲁番领队大臣。东天山实为内地与西域的门户，由此，从吐鲁番、哈密至河西走廊的敦煌、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一线联成了一个安全体系。 在四大安全体系中，以天山北麓“三镇”为最要，其中又以伊犁为第一。伊犁号称“新疆第一重镇”，伊犁将军的名号冠有“总统”二字，其重要性高于其他八旗驻防将军。 伊犁将军执掌的外交和军事事务范围达及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整个西域，其巡边、喀什噶尔换防、军事训练任务繁重；以各驻防地的军事民事为主要职责，同时要负责开办旗学、处理外交、制造军械等；经济事务主要涉及屯垦、马政、制钱、贸易等等。行政成本远远高于内地。 伊犁是新疆的军政中心,清政府首先打通乌鲁木齐至伊犁的道路，沿途设置21座军台,长770多公里,史称“乌鲁木齐西路”,俗称“红庙大路”。此后又连通了乌鲁木齐至北京的道路，至此，从北京经过山西、陕西、甘肃嘉峪关、新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到伊犁的官道终于完成，共有台站218座,总长4645公里。这条官道的完成，不仅构建了北京至伊犁的军政信息系统，而且也建成了将沿线体系纳入到中央管理的有效通道，是清朝强化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