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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北长城腹地的张家口到天山中段的商埠古城，形成了若干条贸易大通道，汇聚成一个东西方向的“长城—天山走廊”。这基于几个条件： 其一，沿着清俄边界，从天山南北、经蒙古北部一直到东北建立起了四大防御体系，为跨区域、远距离的商贸往来提供了长时段的安全保障。唯有“大一统”方能如此。 其二，“走廊”两端都有中心市场，形成商贸交换的动力机制和枢纽。华北长城的中心市场是张家口，天山的中心市场是古城。据乾隆末年秦武域著《闻见瓣香录》所载：“张家口为上谷要地，即古长城为关，关上旧有市台，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又有直往恰克图地方交易者，所货物多紫貂、猞猁、银针、海貂、海、银鼠、灰鼠诸皮以及哈喇明镜、阿敦绸等物。”从市场规模看，张家口更胜一筹，因为还开展对沙俄的贸易；二者相关联之处主要在于对蒙古的贸易。科布多城的蒙古人到古城购买粮食，贩卖皮货，内地商号向科布多城运去粮食、酒和手工业品，换回畜产品；内地商号从张家口到古城贩卖茶叶和各种日用品，再将皮货等贩回张家口。 其三，“走廊”能够成为一条常态化的商路，是因为形成了便捷高效的通道，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其主干道是始自张家口、经蒙古草地到达新疆古城的“大草地”路线；还有从张家口经额济纳旗到古城的“小草地”路线；此外，还有南北向从古城到科布多城的“蒙古食路”；在伊犁，还开通了对哈萨克的贸易。 其四，“走廊”的形成还源于所运商品的“民生化”。商路贸易从奢侈品转向了民生商品。除丝绸外，茶叶、瓷器、书籍、药材，甚至海货、水果都贩运到了天山南北，虽然价格昂贵，不过较之唐、元等历史时期，这已经是革命性的变化了。 “长城—天山走廊”不仅方便了驻军、家属和屯民，给他们供应了生活用品，而且还活跃了沿线的商业市场。在纪晓岚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新的市场流通体系给迪化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善，“一切海鲜皆由京贩至归化城，北套客转贩而至”,“柑橘皆有,但价昂尔”,“土人惟重内地之果。榛栗、楂梨，有力者使致之”，吐鲁番的出产也参与到市场流通当中,“吐鲁番卖果者多”，“土产之瓜,不减哈密”，“味特干脆，但不久尔”。这些景况在元代时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长城—天山走廊”也保留了奢侈品贸易。据学者估计，江南丝绸在新疆的交易量占交易总量的比重，在乾隆时超过90%，嘉庆和道光前期超过85%，道光后期到清朝结束亦超过90%。可以说，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主要是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在乾隆时期，每年用于哈萨克贸易的丝绸就达6000匹。 更重要的是，由于屯垦驻防的需要、商业市场的流通，在“长城—天山”两侧形成了“民族大走廊”。在清代，各民族人口不仅出现了从东往西的“走西口”大迁徙，还出现了从南往北的迁徙，以及从内地前往天山北麓、从内地前往蒙古的迁徙趋势。他们不仅推动和参与了跨区域的商道开拓，还有很多人最终定居在这些西北和北方的新兴城镇。 清朝为充实伊犁的力量，除八旗驻防和绿营兵外，还从东北调来锡伯、索伦等族官兵，从天山南路调来绿洲维吾尔人、从内地招揽汉、回民户，从西北调来察哈尔蒙古人等，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参与伊犁的开发建设。 伊犁的常住人口以多民族为主。按照嘉庆末年《新疆识略》的人口统计，伊犁地区总人口是151940人，其中满营人口为35940人，约占23%；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索伦营人口为61000人，约占40%；从南疆征调来的“回户”（维吾尔人）人口为34300人，约占24%；绿营和民户（汉人）人口为20700人，约占14%。总体而言，来自东北的人口占65%以上。同时，以南疆维吾尔人组成的“回户”和汉人组成的绿营官兵主要承担屯田开发，为驻军提供大宗粮食和重要的后勤保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