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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至伊犁的官道保障了行旅和客商的安全，因此，它也成为了一条重要商道，形成了官商共用的格局。 从河西走廊到天山西部的伊犁草原，清朝的战略区向西北跃进千里，经济区必须匹配跟进。正如河西走廊一样，尽管清朝政府在经济上给予西域巨大的支持，但是这种“外嵌式”的，由军政力量主导的城镇发展动力，使得城乡统筹功能并不完备。天山南北分散的绿洲难以形成连片的经济核心区，除了粮食以外，绿洲经济无法形成自给自足的体系，棉花、茶叶、布匹、绸缎以及各种民生用品都不能形成循环体系，要满足驻军、家属及屯民的需要，大宗商品必须通过从内地远距离运输进行调配。新疆本地的财政能力无法负担如此浩大的开支。而粮食与日用物资一直是支持战略区的根本保障，需供应范围也随之向长城以西的天山南北转移。由于天山以北与华北情况相似，不是一个“雨养精耕”地区。天山北麓气候寒凉，积温不足，巴里坤一带的农作物种植以小麦、青稞、粟谷为主，普遍采用粗耕的方式，通过屯田，能够满足驻军和居民的粮食需要。但是，由于绿洲的分散性和地理气候的原因，除了粮食有剩余以外，其他物资均不能生产，导致天山北路经济区功能并不完整。这种不平衡的问题只能依靠内地补充“能量”，而这一能量的补充必须要开辟新的通道抑或改造或扩大旧的通道。 从1760年开始，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200万至300万两白银，充作新疆军政费用。25个省级行政区，除了边疆诸省外，其余各省以及粤海关、闽海关、江汉关、江海关等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有学者统计，1760年至1911年，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总计近3亿8千万两白银，约占清朝中叶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相当于清朝乾隆中期8到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 清朝政府立足于天山南北发展经济，采取了铸造货币、开垦荒田、开矿、经营官铺、对哈萨克等周边民族、国家开展贸易等措施。从伊犁河谷到巴里坤盆地的千里沿线出现了络绎不绝的屯垦区和大小不一的城镇，大片的游牧区转化为人工绿洲，成为了重要的粮食产区和粮食市场，纪晓岚曾慨叹“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同时，清王朝开发新疆的努力将农耕区的界限从河西走廊向西北推进了上千里，并将之与河西走廊到关中平原一线的农耕区相衔接，这一游牧区与农耕区关系的新变化，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进程。 哈萨克、蒙古等部的游牧经济圈对农耕经济圈的粮食、茶叶、布匹、瓷器等有着强烈的需求,北疆绿洲农耕区的粮食、南疆绿洲农耕区出产的布匹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以军饷、协饷等形式发放的白银大量流入天山南北的城镇，造成白银与铜币的汇率远低于内地，让商人有利可图。同时，南北疆各级城市人口剧增，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刺激了对内地茶叶、瓷器、日用品等的需求。内地民商正是看准了此间蕴藏的巨大商机，因而不辞险远，开辟出从归化（今呼和浩特）至古城的大小草地长途驼运路线，形成了多层次、多流向的市场流通体系。民商在这个市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北套客”和“西路客”基本垄断了这些市场。据纪晓岚的记录，“大贾皆自归化城来，土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赂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而西路客则是指从陕甘方向进入新疆的客商。 清军西征的巨大军需催生了市场需求，总有内地商贩随军。据官修《新疆图志》记载：“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取供于商。无行赍居送之烦，国不耗而饷足，民不劳而军赡。”古城、归化、张家口、包头等地涌现出了一批驼运店，专门承揽往西北地区的货运。一些大型驼运店的骆驼多达千峰。仅古城就有安德堂、天顺魁（后迁包头）、天德全等大小驼运店近40家。 大宗粮食类商品成为古城与蒙古游牧区交易的主要商品，从古城通往蒙古科布多城的粮道被称为“蒙古食路”,可见其关系之重。道光初年,清人描述了古城中转市场的流通范围:“(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出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内人、商贾聚集，与蒙古人交易,利极厚。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当时的民谚云:“想挣白银子，走趟古城子。”可见古城商业之繁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