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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城—天山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区域性路径 18世纪到19世纪初，天山南北的地景变化，特别是幅员辽阔的天山北麓从游牧区转向农业区，深刻反映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新变化。这一地景改造第一次实现了天山北麓与天山南麓的均质化，将南农北牧的空间格局转化为南北均以农业为主的空间结构。从区域自身的演变看，至少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间，天山南北地景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动。 清王朝为建立北方的安全秩序，巩固国家的疆域，以惊人的财力来维持“塞防”的巨大财政支出。正如雍正所说，“朕不惜国帑数千万亿，极边远塞驻扎兵丁，特欲保全喀尔喀、内扎萨克之故也”。这也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财政能力有关，如乾隆中期财政还有盈余6000-8000万两，财政能够负担“塞防”的经济能力，并持续一百余年，其持久力远超汉唐时期。 由于“塞防”的保障，曾经影响中国历史上千年的游牧区与农耕区之间的冲突被彻底解决了，“和平红利”给广阔疆域上的各民族都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根据学者骆毅对清朝人口的估算，1775年，内地的人口数据为264561355人；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年,清代官方人口数字的最高值为432164047人。经过大致维持和平的70余年，清朝竟然增加了1亿6千余万人口。从1759年到1864年，天山区域内部的人口增长也是惊人的，天山南路从25万人增长到110万人；天山北路从10万人增长到43万人，总人口达到150余万。“塞防”提供的“和平红利”究竟在多大程度转化为国家“人口红利”，已然无法量化，但显然，其贡献是不能低估的。正如左宗棠高度评价清朝北方安全秩序带来的“和平红利”：“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 河西走廊本来作为中原—“农业中国”的安全屏障，主要防御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同时也被视为“华夷边界”；但是另一方面，如民族学学者李建宗所言，它更重要的是发挥了沟通农牧边界的桥梁作用。而天山不仅是蒙古、西藏等“游牧中国”的安全屏障，同时也是河西走廊和中原“农业中国”的安全屏障；另一方面，极为重要的是，天山与河西走廊又构成了一体——“张国之臂腋”！国家的这一“臂腋”，从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天山的伊犁河谷，这一绵延不绝的农业区和新兴城镇，既构成了蒙古—天山—哈萨克草原的嵌入线，同时又是沟通三者的连接线，形成了农牧之间的巨大过渡地带，也是“长城—天山走廊”形成的最重要动力。 正是沿着“长城—天山走廊”，清王朝将整合的疆域范围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南北延展到了欧亚腹地。由此，清王朝的视野从东亚延展到更远方，这使得其疆域意识也开始从“华夷之防”向“中外之防”转变。 在“长城—天山走廊”的整体性视野下，更能清晰地呈现左宗棠所述：“塞防”的关键是新疆，“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左氏的名言，肯定了满、蒙、汉等多个民族对奠定统一的国家疆域共同作出的卓越贡献，是对百年来清王朝“大一统”所带来的“和平红利”的充分肯定，不仅体现出一种地缘政治意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识。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长城—天山走廊”的形成，成为中华各民族交往史上的一次壮举：共同开辟这一通道、建设新疆的过程，推动和形成了清代各民族的主要交往格局，其成果最终体现为新疆的民族格局与疆域的奠定；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萌发和沉淀的。正如周恩来对清王朝的功过进行评价：清虽然有过，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