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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苞通过考察河西走廊至天山一线的“日常生活”，发现“长城—天山”是游牧圈与农耕圈的连接线，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放在游牧与农耕两大文化圈的交往进程中去观察，显示出他将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深刻洞见，跳出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单线进化观，从而开辟了从区域性道路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如何形成的新路径。 “长城—天山”作为中国南北的地理与人文分界线，原本也是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但是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百年间，清王朝作为“大一统”秩序的发动者和构建者，疆域涵盖了游牧与农耕两大体系，帝国在维系其政治治理的同时也提供了安全秩序。 由于绿洲体系的分散性和特殊性，不能形成完整的“核心区”。清王朝不得不从内地调动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以支撑“塞防”建设，开发的成果之一是在游牧、农耕与绿洲的交汇带形成了巨大的物资交换体系，并自发形成市场网络，还吸引了国际商业力量——俄罗斯商人与中亚商人的加入。从东北到西北、从中原到边塞、从江南到北国，来自游牧、绿洲、农耕区域的人群随着国家军政与市场力量的扩散运动发生着变迁、流动、分散和凝聚，出现了自东向西为主的人口迁徙过程，构成了宏伟而富有生气的历史画卷。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必然成为中国自身某种近代国家意义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关键组成部分。换言之，“长城—天山走廊”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生长的重要空间。 19世纪中叶，从海上到来的欧洲殖民主义力量打破了以大陆为中心的秩序，以海洋世界为中心的秩序逐步占据上风。蒸汽机时代的轮船、铁路、公路也逐步取代了驼队和驼路。虽然西北的地景变化远不如东南的剧烈，但毫无疑问，“长城—天山走廊”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伊犁、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一线形成的众多城镇、多民族聚居区和散居区。这一深刻的地景转变，是理解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转换与连接的一把关键性“钥匙”，也是十分重要的“窗口”。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地缘政治变化与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长城—天山走廊”日渐式微。那时，拉铁摩尔跟随驼队而行，风餐露宿中，发现了“过渡地带”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初，谷苞则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记录了正融入维吾尔族的汉人后裔的“日常生活”，留住了“长城—天山走廊”族群互动的珍贵历史记忆。 进入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 作为新时代的“现代文明走廊”，将“边疆”转化为“走廊”、转化为“核心区”，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个新契机；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将“绿洲”作为“现代文明走廊”的“站点”，“绿洲”必将焕发出勃勃生机。因此，被湮没的“长城—天山走廊”的历史记忆和“日常生活”的经验值得发掘和借鉴。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教授，河西学院特聘教授，从事民族学与历史学研究；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司“阐释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之《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