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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已经突破了进化论的束缚，将中国历史的中心恢复到以长城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如李凤山认为，古代的民族格局总是反映着经济地理的生态结构。西周以降,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建立了以当时农耕民族为主体的秦汉多民族统一的强大封建帝国；以蒙古草原为中心,则形成了以当时草原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奴隶制政权。万里长城恰好坐落在这两大经济、文化腹心的南北交汇处。 从“区域”形态看历史的发展，除了游牧和农耕两大形态外，谷苞很重视绿洲形态，对河西走廊绿洲从游牧区转为农耕区给予高度评价。汉朝对于河西走廊的开发，特别是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的设置，不仅具有中国史的意义，也具有世界史的意义。由于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耕区，分隔开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同时，汉朝与天山以南的农业诸国，以及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的乌孙结成了抗击匈奴的联盟，后来天山以南的诸农业国归服汉朝，纳入汉朝的版图，这就加强了汉朝的实力，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势力。正是河西走廊将游牧势力一分为二，使得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最后成为两个异质性的互动游牧体系，两大游牧体系分别和中原、西域发展出不同的关系，使得中国西北历史变得丰富而多元，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大格局。这一视域中，谷苞将绿洲归入农耕社会的体系。 将绿洲视野纳入到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的是拉铁摩尔。上世纪20年代末，拉铁摩尔混迹在商队中完成了从华北长城商贸城市张家口到天山中段的重要商埠古城（1759年，清政府在迪化以北约400余里的奇台堡设防驻守，该地为唐蒲类城遗址，人们以“古城”之名呼之）上千公里商路的考察。从沿线草原、沙漠、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他观察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式等在商路上的互动，继而也提供了新的眼光来分析这一区域的历史。他认为天山是新疆的地理重心。它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地理态势，它融化的雪水也成为了绿洲的生命线。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利用历史地理的概念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天山历史地理学”，提出天山属于“干燥亚细亚”区域，因此，“绿洲”这个“沙漠岛”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历史空间单位。绿洲是可以耕作的土地，但是这里的农耕受到自然条件的强烈制约：第一，享受不到雨水的恩惠；第二，依赖于地下水和河水，因此水量有限；第三，因水量有限，耕地不能无限度地扩大。受这些因素制约，绿洲具有与中国内地、印度或日本的农耕社会完全不同的性质。绿洲总体上属于资源匮乏区，人口、耕地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要维系绿洲的运转，就必须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获得新的商业资源。绿洲又是一个活跃因素，即它不仅给农业社会增加了贸易的因素，还使之展现出中转市场的性质，并起到了商队驿站的作用。因此，他提出了绿洲就是沙漠中的“岛屿”，连通岛屿的商队就是“航船”，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因为商队的联络使得各个绿洲被连成了“绿洲桥”。松田寿男的表述既生动又富有想象力。 谷苞、李凤山、拉铁摩尔、松田寿男等中外学者都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空间视角：把“长城—天山”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单位。李凤山以天山区域发现了烽燧遗址为依据，将天山纳入到“长城带”中。松田寿男则指出，一方面，“天山半岛”正因为长长地突出在辽阔的沙海中，其突出部分与东方的蒙古高原和中原之间横亘着寸草不生、极其干燥的大沙漠，因此，要从东方靠近这个半岛，就必须经过非常艰苦的旅程才行。另一方面，天山与万里长城的功能类似，都发挥了隔离游牧和农耕两种生活者的作用，但同时，它又成为使二者进行接触、和解的媒介。万里长城和天山山脉，尽管一个是人工的造物，另一个是自然山岭的复杂连结，但可以把天山山脉看作是万里长城的延长线。因此，松田寿男认为连结万里长城与天山山脉的这一条线才是划分古代亚洲的游牧圈和农耕圈的边界线；同时，它作为连结双方的交往线，又具有无与伦比的重大意义。如果说，松田寿男从空间提出了“长城—天山”作为划分游牧圈和农耕圈的意义，而拉铁摩尔则进一步从时间上提出了“长城—天山”联通历史的意义。他指出，约在公元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王朝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道路的形成。 谷苞则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必须置于游牧与农耕两大区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地理空间这一视域中来理解，换言之，“长城—天山”划分的农业区和游牧区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他因此强调，要正确看待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在汉朝设置西域都护以后，我国的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成了一片，这时我国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界线，从长城以北到天山以北长达数千公里。农业区与游牧区都各有自己所特有的产品，是对方所没有或缺少的，因而也是对方在生产、生活上所迫切需要的。由于游牧区不能生产游牧民族所需要的全部生产、生活物资，游牧民族对于农业区生产的粮食和各种手工产品的需求是更为迫切的。受基本的经济法则的支配，农业区与游牧区以有易无的交易便发生了，而且这种交易的规模和品种，愈来愈大，愈来愈多了。”他强调游牧与农耕并重，超越了把河西走廊视为“华夷边界”的思路，以“长城—天山”重新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的空间——以亚洲或“内陆亚洲”为整体性视角，这与中国史以东亚为历史空间的传统叙述区别开来。谷苞的观点也成为费孝通所编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