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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明认为以好川墓地为代表的这一类遗存可命名为“好川文化”，《好川墓地》报告将好川文化的年代定为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至夏末商初。王海明认为，根据周边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比照好川墓地及新发现的好川文化遗存，好川文化的起讫年代有修正的必要。好川文化的年代问题是好川墓地发掘以来争论最多的问题。好川墓地未获得可供碳十四测年的标本，因而没有一个经科学测定的年代数据。而目前正在试掘的山崖尾遗址采集到了一些样本，或可为解决好川文化的绝对年代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王海明认为好川文化的分布范围在武夷山北麓，瓯江流域，往西可到（江西境内的）广丰社山头遗址。好川墓地早期墓葬中有大量良渚文化因素，如鱼鳍形足鼎、双鼻壶、宽把杯、三鼻簋、尊等，充分说明两者之间交流密切。玉锥形器、玉钺、石钺等的出现也可能与良渚文化的扩散传播有关。好川文化发现的镶嵌玉（石）饰片的漆器整体形状与良渚文化卞家山遗址出土的漆觚十分相似。其中漆器上镶嵌的祭坛状玉片与良渚文化玉璧上的祭坛状刻符相同，更是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关系密切的又一实物证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贾笑冰在山东莒县采集的玉片与好川墓地的玉片几乎一样。好川墓地出土的三喙罐仅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发现，盉与花厅遗址出土的盉也十分相似。借鉴赵志军“小米是通过海路向南传播”的观点，王海明认为三喙罐也是通过海路向南传播的。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距山崖尾遗址仅40公里，出土的鬶、豆与好川墓地十分相似。好川文化中的深折腹豆、曲折纹罐等器物应是受昙石山文化的影响，条纹、曲折纹等装饰也与昙石山文化相关。石峡文化中的玉锥形器、石钺及曲折纹罐与好川墓地相似，应当都是受了昙石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影响。 北京大学戴伟在《好川墓地结构试析》的报告中对好川墓地的布局、结构和随葬品使用方式等进行了分析。认为一、二期墓葬随葬品总数与陶器数量呈正比，而三、四期墓葬随葬品总数与陶器数量不再呈正相关。这种随葬品使用方式在一、二期和三、四期之间出现明显变化的现象，可能与身份等级的体现方式发生变化有关。比如，三期以后开始以随葬多件陶豆，石钺、石镞、石锛的组合或石镞数量来标识身份。他将好川墓地一、二期归为早期，三、四期归为中期，五期归为晚期，认为早期墓葬集中分布于一处，埋葬集中，墓葬成组现象明显，中期出现集团内部的分化，在原有墓地的基础上分化成东片-北片墓群、西南片墓群和南片墓群，这三组墓群同早期墓葬的亲疏关系有所区别。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岩在《好川文化的南界及与赣粤地区交流的初步考察》报告中，对好川文化与赣粤地区的交流进行了分析。李岩指出好川墓地的正南方向有牛鼻山文化的黑岩头遗址，西南方向有广丰社山头遗址。黑岩头遗址第一期M5中的豆、壶、簋，M6中的鬶、鼎、壶等器物与好川文化前段陶器十分相似。广丰社山头遗址第一期出土的豆、钵形豆、壶等器物与石峡文化中、晚期陶器相似，第二期F15出土陶器受石家河文化影响显著，年代大体与石峡文化晚期相当，第三期陶器显然受到钱山漾第二期遗存影响，封口袋足盉也见于石家河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社山头遗址第一期所见豆、钵形豆、壶等应是好川文化前段器物，至第三期基本已不见好川文化的因素。李岩认为好川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以第三期前后段为分界，早期与良渚文化晚期同时，晚期与钱山漾文化同时，未见广富林阶段的遗物，故在参考浙北地区编年序列的条件下，认为其年代当定在广富林文化之前。好川文化从空间关系来看，从温州向南，好川文化首先毗邻闽北的牛鼻山文化；昙石山文化在牛鼻山文化之南分布，诚然，在好川文化中可见昙石山文化的因素，但其传播途径更大的可能性是间接的，即通过牛鼻山文化或社山头第一、二期遗存进入好川文化的器物群中。社山头遗址第二期M8的垂棱豆，则显示了好川文化向石峡-樊城堆文化的传播途径，继拾年山之后至石峡遗址附近之矮石墓地见到好川文化墓葬，在空间上也就容易理解了。 福建博物院黄运明做了题为《闽浙史前文化的交流——以好川文化为中心》的报告，指出好川文化以前福建主要有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和闽江上游的牛鼻山文化两支史前文化，在牛鼻山文化早期主要是牛鼻山文化自北向南影响昙石山文化，到了牛鼻山文化晚期，昙石山文化开始向北传播，在这阶段昙石山文化的印纹陶罐经由牛鼻山文化进入到好川文化。好川文化时期闽浙地区的史前文化因素开始融合。他认为黑岩头遗址的7座墓葬形制与好川墓地相同，除出土了牛鼻山文化的簋、尊等器物外，也出土了好川文化的鬶、圈足盘、深腹豆、壶等器物，应是受到好川文化的影响。好川墓地中的鬶和印纹陶罐在墓葬中的位置较为突出，不与其他随葬品混在一起，这种现象在黑岩头遗址的墓葬中也有出现。他认为好川文化对闽北浙南地区的夏商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邵武肖家坊遗址中出土了三喙罐、壶、捏口杯等好川文化的器物，同时出土了着黑陶。好川文化的年代下限与马岭类型的年代上限应有重合，在这期间好川文化对闽北的夏商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后来闽北浙南地区黑衣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广明在《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浙赣交汇地带史前文化考察》中，指出了地理环境对区域文化所起的作用，后由崔涛介绍了江西靖安老虎墩遗址2009-2011年的发掘成果。 上海博物馆陈杰做了题为《广富林·好川·良渚——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谱系的再认识》的发言。他首先指出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中，从良渚向马桥过渡的四五百年里，虽然有广富林文化、钱山漾文化被逐渐辨认出来，但具体的文化面貌、分布范围、演变规律和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依然不甚明朗。他从广富林遗址切入，以广富林遗址中存在争议较少的广富林文化为基点，审视了层位关系上更早的两个阶段的遗存。其中，以第⑦层至第⑨层为代表的遗存，包括一些水井、灰坑等遗迹单位中，出土大鱼鳍形足鼎、弦断绳纹罐、水波纹罐、捏口鬶、盘口罐、高领尊、三乳钉足壶、折沿豆、印纹陶罐等，是一批钱山漾文化或钱山漾阶段特征非常典型的遗存。而在第⑩层至第13层为代表的遗存中，遗物的面貌则与钱山漾阶段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大圆形及三角形镂孔豆柄、垂棱豆盘、中高颈鬶、管状流等，在可以明确的属于钱山漾阶段的遗存中很少发现。为了深入了解这段遗存，他以好川墓地的类型学分析为基础，用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的典型遗迹单位比对了好川墓地的第一、二期遗存，认为好川墓地较早时期可以与典型良渚文化的晚期相当。同时，又提出了一点与好川报告不甚一致的看法，以好川墓地鬶的演变序列来看，发展到第五期的长颈鬶，即M58:9这类鬶所代表的典型第五期墓，其实是很少量的。这一阶段的印纹陶罐、浅圈足盘等，具有钱山漾阶段的特征。因此，好川墓地的晚期，有极少数墓葬应该进入钱山漾阶段。而好川墓地主体要早于现在认识的钱山漾阶段遗存。进而，陈杰再以这一认识比对良渚遗址群中的相关遗存，提出了以侧装扁方足鼎、大镂孔豆、矮颈或中高颈鬶、浅圈足盘、管流盉等为代表的“卞家山阶段遗存”。这批遗存在良渚遗址群内乃至宁绍地区普遍存在，即是良渚古城中目前称为“良渚晚期晚段”的遗存。但是，他认为目前发现比较明确的钱山漾阶段遗存的典型单位中少见或基本不见卞家山阶段典型陶器，而在卞家山阶段遗存中也少见钱山漾阶段遗存的遗物。由此看来，两者的关系主要是年代上的不共存关系。综合上述分析，广富林遗址第⑩层至第13层为代表的遗存、“卞家山阶段遗存”，基本相当于好川墓地偏晚期的主体遗存，我们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尚不充分，导致对良渚文明衰变的过程还得不出明确的认识。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期待有新的材料可以补充这一阶段的遗存内涵，而类型学研究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丁品在《好川文化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指出，好川墓地发掘二十年来，与好川文化密切联系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为好川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丁品认为好川墓地分期（五期七段）中的第三期前、后段之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良渚文化因素集中出现在第一期至第三期前段的墓葬中。好川墓地第一期14座墓葬中有近10座出现有良渚文化因素，带鼻或无鼻簋、单把杯和玉锥形器均是一期墓葬随葬品组合中的常见器物，说明良渚文化在好川文化早期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良渚文化晚期最典型的T字形足鼎、竹节豆等器物没有出现在好川墓地中，传入好川文化的大多是一些良渚文化的非典型因素。 丁品将好川墓地出土的器物与新地里、平丘墩等遗址进行了比较，认为好川墓地第一期的年代相当于新地里良渚文化墓葬的第四段、浙北良渚文化小墓分期中的第二期，即良渚文化晚期早段。好川墓地第二期至三期前段的主体年代相当于新地里良渚文化墓葬第五至第六段、浙北良渚文化小墓中的第一期一段至二段，即良渚文化晚期晚段（不包含目前所认识的良渚古城晚期晚段）。好川墓地第三期前、后段随葬品及组合发生了变化，新出现了盉、垂棱豆等器物，印纹陶罐数量明显增加，好川文化的独特性得到充分演绎。好川墓地第三期后段开始，好川文化与环太湖地区钱山漾文化有密切的互动和交流，表明两者在年代上基本共时。丁品用“簋始鬶终”四个字形象说明了好川文化的相对年代，即好川文化兴起于良渚文化的（带鼻或无鼻）簋流行时期，终结于钱山漾文化细长颈袋足鬶演变到极致的时期。绝对年代上，丁品认为如果将良渚文化的下限定在距今4300年，将钱山漾文化的绝对年代定在距今4400-4200年，那么好川文化的绝对年代应在距今4600-4200年之间。此外，丁品对第五期M13（好川报告认为此墓年代最晚，晚至夏末商初）的相对年代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随葬品中的印纹陶罐（M13:3）与好川第三期M74:2、福建浦城石陂下山尾M1:20风格相近，而陶钵（M13:1）与好川墓地一、二期流行的陶钵也相近，因此M13的年代并不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