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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华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抱着学习的态度参加此次会议，在参观展览并听取专家的报告之后，我也简单谈些感想。第一，目前看来，江浙一带的考古学文化种类很多，关系错综复杂，仍有必要加强谱系建设。第二，好川这批材料有很多东西隐约和长江中游有点联系。我首先想到的是岱子坪遗址，因为好川这种近方形的墓坑，在岱子坪也有，也出土过一些与良渚有关的器物。还有像长颈鬶这类器物，与石家河文化也有关系。因此，好川的文化面貌比较驳杂，给人似是而非的感觉。我感觉，好川文化，既然是一个文化，就应该有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器物组合。在报告中，有两类遗存可以考虑从好川文化这一整体中摘去。一是最早期的几个出钵的墓葬，和好川墓地主体的差别较大；二是第五期，有个出倒梯形双孔石钺的墓葬，也不像好川墓地的主流。因此，把这两类遗存区分出去以后，好川文化的整体性更强，好川文化的概念可能也会更准确。基于这个认识，我个人认为，好川墓地的第二至四期，包括第一期和第五期的部分墓葬所代表的这个阶段，应当处于屈家岭文化之后、后石家河文化之前，即相当于石家河文化阶段，距今4500至4300/4200年之间。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个人感觉上，好川这批遗存像是被良渚“甩”出来的东西。这批人在良渚的衰变阶段才到了这里，意味着，在良渚文明走向灭亡的过程中，可能有一部分人逃难到了这里，躲进了山区。经过缓慢的发展，产出了自己的风格，同时也受到这一山区周边风格的影响。长江以南，或者被称为“百越”的这一大片区域，从文化面貌来看比较破碎，正如百越各有君长、各自为政的情况一样，这里很难形成一个统一性的、可与长江黄河这些核心地带抗衡的国家体系。从史前开始，整个南方，是被慢慢地拖入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我们怎样去面对好川墓地表现出的这些比较杂乱的文化因素？实际上，今天专家们的认识，大体没有逾越发掘报告中已经谈及的问题。好川墓地从早到晚，不停地有外来因素的影响。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和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等文化很像的那些器物，如尊、鬶、豆等。但好川与屈家岭、石家河毕竟没有多少关系，还是与良渚的关系更密切。因此，如果我们用其他地方的年代标尺来介定好川的年代，会引起错觉而误导研究者。为此，我们对于好川遗存本身，还应再做些工作。 宫希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我有几年在安徽南部黄山地区新安江上游做了些考古工作。最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好川的资料一经公布，我就很感兴趣。在新安江上游以新州这个地点为代表，文化面貌主要跟钱山漾很接近。我希望通过好川出土的印纹陶所代表的下限年代，去判断新州的下限。前几年，在对新安江上游地区的资料做了整理以后，我曾想命名一个“新州文化”，但也还是底气不足。这些山区遗址的保存状况有它们的自身特点。因为山区交通比较闭塞，我们发现的遗址往往面积很大，却没有很完整的文化层。文化堆积断断续续的，要找到有意义的分期资料很困难。随着这些年广富林文化、钱山漾文化的提出，这个区域的文化序列越来越清楚了。我赞同好川文化的提法，至于其内涵范畴有待进一步深化完善。在闽浙赣的大区域中，当然也应包括新安江上游，好川已是发现最为丰富的地点了。我基本认同报告中五期的分法。等到有了山崖尾等其它地点的资料，可再进一步论证好川文化的分期。这一分期，可以作为闽浙赣大区域中新石器时代末期判断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的标尺。我个人的意见是，目前对好川文化年代下限在夏末商初的认识，是偏晚的，可能需要大幅度提前，置于距今大概4000年前后，比较妥当。 严文明（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资深教授）：我在这里谈点自己的感想吧。好川遗址当时能够被发现并保护下来，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有赖于各个方面的配合。我了解的情况是，当年由于当地老百姓的水田太少，想把岗地推掉一些扩大水田面积，改善下生活，结果推出墓葬来了。当地的文物干部很快就把这一情况报到省里，省里很快组织了考古队进行工作。由于当地干部、群众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考古工作才能及时开展。其实，在全国被破坏的好遗址不知有多少，要不是这些有心人上下配合，这个墓地就没了。我觉得，今天召开这个好川文化二十周年的讨论会，也是好川墓地发现二十周年的纪念会，很有意义。当时，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墓坑挺大，但东西不多的现象。墓坑有大小的分化，大墓的墓坑是挺大的，甚至好多良渚墓葬的墓坑还没这么大。这说明墓地的主人虽然穷，但还是存在着阶级分化。墓地中，陶器是主要出土物，但陶器的质地太差。如果当时不及时修复，这个讨论会就不存在了。当时，省里请了山东的技工临场修复。可以说，好川遗址的考古工作，一步一步做得很好。这次讨论会，在好川发掘二十周年时开展，很是时候。如果放在以前，很多问题还无法讨论。这说明，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的考古工作、浙江的考古工作有非常大的进展，才使得我们有基础分析好川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次讨论会，对我们二十年来的工作是一个很明显的检验。我也很高兴看到，中国的考古学有了很大的进展，无论在方法上、理论上，都有很大的进展。最后，谈谈今天很多专家的发言。大家的认识都不太一样，这是好事。学术的发展就是需要百家争鸣。但是，在讨论问题时，我们要深入了解一下用的方法对不对，理论有没有问题，在争鸣的过程中来发展我们的理论和方法论。我们做考古一定要注意把握好时空。把握空间很容易，哪个遗址在什么地方，周围是怎样的地理山川。而时间如何定位，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多年以来的想法是，首先要在一个区域里把前前后后的文化排列清楚，这并不等同于文化谱系。一个地方早晚不同的文化不一定属于同一个谱系，可以有被同时期其他文化所替代的现象，当然，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会有一些规律。通过这一个区域里不同遗址的地层关系，辅助各种技术手段，把一个区域的考古学年表建立起来。等到各个区域都建立起自身的年表，文化间的比较才有了时间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只是看到类似的器物就拿来比较，就很难把握准确。这次会议，来了很多方面的学者，也谈了很多文化关系，有很多讲得很对，也有一些就是缺乏这个基础。那么，以后的考古学应该怎么发展？除了要有方法论和理论上的进展外，刚才说的这个基础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基础掌握好，我们的考古学前途还会更光明。中国，幅员辽阔、文化悠久、民族众多，致使文化面貌十分复杂，是一方能够产生考古学理论和大师的沃土。这也是我对在座各位的期望，希望我们的考古学有更大的进展，我们的考古学队伍里能产生大师。 （记录整理：朱叶菲 朱雪菲 王海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