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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座 谈 精彩的主题发言之后，多位专家对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座谈会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主持。 专家座谈 参观博物馆 刘斌：良渚文化最晚阶段的一两百年里，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文化面貌的辨认难度较大。过去，我们通常根据这一阶段遗存中出现的印纹陶，而将这些遗存直接归入马桥文化中，现在看来印纹陶在好川、钱山漾这个阶段就已经十分典型。由于长时期以来对这一阶段的认识比较模糊，我们对于良渚古城发展到末期的时候表现出的文化面貌是否还应该称为良渚文化，仍有疑虑。今天，在好川二十周年的纪念会后，又安排了这样一个小型座谈会，即是为了听取更多专家对于我们目前这一困惑的高见。 秦岭（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早在1999年，我便去过遂昌。当时就感觉路程十分艰辛。想来，经过这么长距离的跋涉，浙南山区还是出现了受良渚文化影响的遗存，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明天的会议日程里，代表们能去遂昌现场参观，特别有意义。当我们一起走过这样一段路程后才更能体会环太湖平原地区交流的便利性，突显出与浙南山区间交流的不便利性。这种差异在好川遗址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受到良渚文化的零碎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又是一以贯之的。 通过观看展览，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第一，好川文化的玉石钺，和良渚一样，也是身份标识物。但这并不是从好川墓地最早阶段就有的，而是到了有台阶形玉片共出的那个阶段，即好川墓地第三期前后。这些玉石钺的使用和在典型良渚文化中的情况不同。从形态来看，好川的钺为扁方形，有两件还是单面管钻，有一件为了捆缚在肩部有掐口。这些特点显示出，好川的钺可能沿用了良渚玉石钺的观念，但在制法和玉料的来源上跟良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一种本土化的、利用良渚观念的表现。相反，玉锥形器是良渚的，但又不是良渚特有的东西，它在大范围内被很多文化所接受。然而，这种使用更广泛的玉锥形器是到了最晚阶段出现的凸榫不打孔的类型。最近，在其他地区的新材料中也有所反应，比如山东焦家遗址、福建三明南山遗址。这是一个从泰山北麓一路向南到石峡所在的粤北地区的广大范围。这种凸榫收尖、不打孔的玉锥形器，与良渚典型的玉锥形器相比，很有可能存在不同的用法、不同的象征意义。所以，在讨论文化交流时，要考虑层次的不同。不同的器类和不同的器用制度上，体现出的交流方式可能并不一样。 最后，我想发表一点与主流意见相左的个人想法，即是不是要把陶器的谱系研究作为一切研究的基础这一问题。我们能不能用别的东西来做一个最基本的大家不会有争议的框架，比如说测年的数据。同时，通过现在的调查，建立一个更加细致的由生态环境决定的人类不同的生计选择的框架，来反观今天各位老师们对于谱系的争论，反观造成文化面貌上相似性的原因，可能是一个新的角度。 宋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承接着北大秦岭教授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也有同感。通过器物形态对比建立的文化谱系并不是万能的，有很多局限性。做器物形态的对比，各人都会有自己的比较标准，往往把材料和自己熟悉的那套东西去比对，结果自然有一定的主观性。随着碳十四测年精度的提高，有必要使传统的谱系方法和碳十四测年结合来定年代框架。 对于好川的文化性质，我仍然坚持二十年前的看法，认为这还是属于良渚文化的地方性变体，或称为“好川类型”。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好川这批材料中存在大量良渚文化的因素。对于直接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叫法，我向来比较慎重。广富林遗址当初发掘的时候，我写文章就用“广富林遗存”。要不是钱山漾遗址也发现了这类东西，我到2006年可能都不会称其为文化。其实，文化分得越细，对于那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遗存，分辨起来就越困难，而如果区分得粗一些，抓住核心因素，反而比较容易从整体上把握。另外，良渚文明非常伟大，如果把良渚文明的核心区域局限在环太湖地区，则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良渚文明的辐射力，比如到了钱塘江以南，并不一定每个地点都被扩张的良渚文化所占据，而那些受良渚辐射影响的地点可以归为良渚文化。 关于好川遗存的年代问题，陈杰与丁品的发言非常到位。我基本认同他们的意见。但是，结合他们两位对好川遗存上下限的卡定，其年代跨度还是有几乎600年。好川墓地能不能持续这么久，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在纪念良渚发现七十周年的文集上发表过《良渚文化衰变研究》，就是着眼于良渚文化结束的时间。当时我在良渚第六段和钱山漾之间加了第七段遗存，没有展开讲。今天，陈杰根据新的材料，已把这个问题补充得比较全面了。私下与丁品讨论，说起他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存在一些先入为主的问题。他首先把环太湖地区分成良渚和钱山漾前后两个阶段，因此，在垂棱豆的序列上，也就形成了从良渚到钱山漾的一条发展线。然后，他用这同一个序列标尺去衡量环太湖地区和好川的垂棱豆形态，认为好川的垂棱豆是从环太湖地区传过来的，当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衰落了之后，在好川发扬光大，然后再影响环太湖地区。那么，为什么不可能在两地自成发展体系呢？或者，传播的方向就没有其他的可能？这涉及研究文化传播的方法论问题。 统观我们的认识，对于良渚文化的发展顺序，其实不存在很大的异议。倒是怎么看待良渚文明衰变阶段社会的动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加重要。 吴卫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好川的器物中，一些文化因素具有早期遗风。比如三角形镂孔，是崧泽文化中特别兴盛的装饰风格，经过良渚，一脉相承但又有所衰弱，到了好川却又大量出现。丁品的分期反映出好川在第一期到第三期，都有良渚风格的东西。其实，在好川第三期时，良渚可能都已经结束了，影响却还在好川持续着。这就提醒了我们要认识到，在成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中，接受祖辈的文化风格，应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此，在时间轴上，早期遗风，可能在更晚期的遗存中出现，需要我们去辨认出来。在地理的横轴上，良渚风格的器物有从核心区的浙北平原往西南方向逐步递减的趋势，以及从河谷到山地递减的趋势。我们假设良渚文化向西南传播的主航线，是从金衢盆地往江山再往赣北平原，因为这一路线是畅通的。而好川遗址的出现，则偏离了主航线，翻过了仙霞岭往山区里走。这自然就伴随着文化面貌上的差别。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思索。 对于钺，我跟秦岭的看法不同。我觉得好川墓葬中随葬的钺，已经不再作为重器使用了。此时人们对于钺的观念，可能已经只停留在只知其形、不知其神的地步。好川墓地的这批器物，更多的具备了长江中下游甚至黄淮一带的普遍因素，而并不是江浙的特有风格。如空足鬶、管流盉、三足盘、矮圈足的浅盘，包括石器的小型化现象，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很普遍。抓住这种大区域的普遍性，有助于对其相对年代、文化性质做出判断。同时，好川也逐渐吸收了武夷山一带山区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一些经由淮河流域逐渐传入的外来因素的影响。梳理了这些以后，好川文化有哪些自身特征，需要再提炼。个人觉得，最有特点的是玉器制作中的曲面切割技术。通过线切拉出一个比较好的曲面，在玉器制作中属于比较高超的技术。像石家河的减地技术一样，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的。 好川遗存与钱山漾、广富林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定要排出一个谱系关系来？其实，正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良渚这么大的统一体衰变了以后，人群离散是很自然的。良渚衰变以后，到了好川的这一支可能发展得比较慢，在物质文化程度上不如北边，是很正常的现象。再回顾一下好川这批东西，还有一些现象意味着生活方式上某种形式的强化。比如，鬶、豆随葬的特别多。而且，鬶的摆放相对独立，虽然没有固定的位置，但总在东南西北角，很少出现在中间，也没有其他器物与之匹配。延续良渚传统的镶嵌玉片的漆器，也出了好几件，也是一种刻意强化的文化体现。 张敏（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我对于好川文化，仅有一点泛泛的了解，在此只能谈些题外话。第一，好川遗址的年代，应放在中国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下来做通盘考虑。因为这个时期，是华夏文明国家诞生的前夜，是一个文化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有文化的迁徙、碰撞、扩张和消亡。我们应把好川到武夷山南北这个小区域内的文化，看作是大背景下的一个文化现象。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进入衰落阶段，总的趋势是向北迁徙的。江苏花厅、陆庄、蒋庄等一系列的发现，对良渚文化的去向有指向性作用。而好川反映出来的只是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更多的是仙霞岭南北的这套东西。如果代表良渚文化核心的礼仪制度没有到好川、高等级的礼器没有到好川的话，说明良渚的上层建筑也未必在好川发生。第二，是关于百越民族文化区的问题。百越民族文化区的分布范围，最北到江苏东南部，安徽境内基本到新安江流域，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全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还包括台湾、南岛这一片，是一个大的文化区。而良渚属于东夷民族集团，良渚以后百越民族才填补了这一区域。这个百越民族文化区里，因为共同的族源、语言、生活生产方式，反映在器物上就是共性为主、异性为辅的文化面貌。我们往往擅长于区分很多文化类型，割裂了很多内折联系。宏观上来看，强调文化的共性，则是强调对民族共同体的认识。我们做考古，目的不是为了考古而考古，不是为了分期而考古，最终还是为了研究国家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考古研究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夏商周的这一个时期，古国、古族、古文化的问题，都应该放到议事日程上来。 杨楠（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我谈几点感受。第一，好川墓地的发现填补了浙西南史前考古遗存的空白，其实，不仅仅是浙西南、闽浙赣交界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东南部，这都是一批用以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资料。好川的相对年代，特别是下限还有争议。这是我比较关心的。我在1980年代末，为了了解一些最早阶段的土墩墓相关资料，曾经在江山做过一些调查。这一阶段涉及夏商之际，可能更早到二里头晚期。因此，很希望在浙西南地区能发现这一阶段的遗存，为土墩墓的来源提供线索。第二，好川报告中的类型学研究很扎实，因此，也是我给研究生开设的《考古文献研读》这门课中选入的范本之一。第三，关于类型学和碳十四测年的关系问题，其实不需要过多讨论。因为，传统的类型学研究，始终都应该是我们做分期、判断相对年代的基础。至少就目前来看，以碳十四数据取代类型学建立文化谱系，是不可能的。况且，碳十四数据无法细致到针对每一个具体的遗迹单位，且对于数据的选用，研究者也往往会经过一定的筛选。看似科学的数据，却存在人为的取舍，其结果也只能是相对准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