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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佛教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李崇峰从天竺寺塔出发,从佛教考古的角度,对西域洞窟、入华佛教寺院遗址的诸多方面发隐钩沉,勾勒了佛教从印度到中土的历史进程(李崇峰《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裕群对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证研究,认为大佛山摩崖造像是建州境内开凿年代最早的佛教造像,是“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李裕群、Lidu Yi《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文物》3期)。 2012年,邺城北吴庄佛教造像资料公布以后,邺城地区佛教遗存的研究成为邺城考古的一大重要领域。何利群总结概括了邺城周边地区佛教石窟和造像出土的研究情况,重新强调了北吴庄造像埋藏坑发现的意义;结合区域调查和矿物学分析,认为邺城地区出土的青石和白石造像可能来自邺城南部山区(何利群《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索》,《华夏考古》3期)。 中日学者合作重新整理了包头博物馆北魏怀朔镇佛寺遗址的出土遗物,并与思远佛寺遗址、思燕佛图遗址进行比较研究。从瓦当样式看,怀朔镇出土的双瓣莲花纹瓦当有两种样式,Ⅰ式瓦当大致时代相当于平城建造明堂的太和十五年(491);Ⅱ式瓦当为新样式,形制接近于洛阳永宁寺瓦当,应是迁洛以后制作。出土泥塑像的样式,以通肩大衣的如来像、菩萨像居多,其样式与云冈石窟二期接近。结合瓦当样式,怀朔镇佛寺遗址的年代当为洛阳之前较为妥当。关于怀朔镇佛寺遗址的性质,考虑到其塑像接近于方山思远佛寺、朝阳思燕佛图,其建设可能与皇权的介入相关(谭士俊、姜涛、杨君、冈村秀典、向井佑介《北魏怀朔镇佛寺遗址研究》,载内蒙古博物院等编《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 佛教的东渐与北传需要一个过程,根据文献记载公元345年前燕慕容皝于朝阳龙城立龙翔佛寺,学界大致认可此为佛教进入辽西及东北地域的触点。宋玉彬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利用新考古材料,对佛教进入图们江流域的时间进行了论证。首先,确定了图们江地域发现早期高句丽佛教遗存的可能性,并对该流域内出土瓦作产品的遗址进行筛选和对比研究,区分出三燕和高句丽时期的瓦作产品;进而以河南屯寺庙址为切入点,认为该遗址为一处渤海早期的寺庙遗址,而杨木林子庙址的始建年代则或可追溯到高句丽时期,古城村1号庙址则有可能在国内城为都时兴建。由此,作者基本厘清了图们江流域佛教铺陈的态势,在考古类型学的具体运用上有借鉴意义(宋玉彬《试论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初始时间》,《文物》11期)。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高句丽,学界历来观点不一致。王飞峰通过对中国与朝鲜半岛文献的系统梳理,结合目前高句丽佛像的发现情况,认为佛教在东晋太元末期(390~396)传入高句丽地区,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是对辽西地区壁画素材的重新整合,与佛教传入高句丽并无关系(王飞峰《佛教传入高句丽时间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吉林省珲春市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遗物进行了整理,有大量的石质佛教造像,以及不同类型的建筑板瓦、筒瓦等。宋玉彬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遗物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整理,结合周边其他遗址相关遗物,剖析了1号寺庙址出土遗物中间存在时代和风格上的矛盾之处,初步给出了这些问题形成的背景原因。其依据出土佛教造像的性质特点,推断寺庙址的年代至迟不晚于渤海国建国初期,而其一侧的温特赫部城址始建年代可以早到高句丽时期。1号寺庙址的断代确定的意义,在于该寺庙成为图们江流域现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佛教寺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遗物整理简报》,《文物》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