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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题研究 (一)陶瓷器 北朝城址的建筑遗迹中,陶制砖瓦占遗物的绝对数量,对砖瓦的专题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朱岩石通过对北朝时期出土陶瓦的观察,重点分析了这一时期陶瓦制作技术的发展演变过程(朱岩石《北朝陶瓦制作技术考古学研究》,载本书编委会编《庆祝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邯郸市临水镇发掘一批瓷窑遗址,时代从北朝一直到元代。北朝时期窑址遗存有原料池1座,出土了具有明显北朝晚期特征的青瓷,通过与北齐高润墓比较,发掘者认为该遗迹时代上限可以早至北朝晚期、下限不晚于隋代(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河北邯郸临水北朝至元代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8期)。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对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的调查发掘,为探明南方地区早期越窑的时代序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发现三国西晋时期窑址60余处,揭露了3条半地穴式长条形斜坡状龙窑,由火膛、窑室、排烟道组成。从结构、装烧技艺和出土产品观察,这3座龙窑代表了东汉、三国、西晋时期较完整的发展序列(郑建明《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中国文物报》2月27日)。 耿朔初步探索了北方地区出土西晋瓷器的主要特征,几乎均系日常实用器,而几乎不见随葬明器。通过与南方地区西晋瓷器的比较,认为绝大部分北方瓷器来自长江中下游的窑厂,沿水路上溯,南瓷北运的主要市场是首都洛阳以及水路沿线城邑。考虑到西晋瓷器在北方墓葬中并不是主要的明器,推测在北方地区可能是社会生活中的奢侈品(耿朔《北方地区出土西晋瓷器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 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引发北方早期瓷器的讨论方兴未艾,其中有一些重要研究,诸如白瓷起源问题在学界争议颇多。刘未利用北朝纪年墓出土的瓷器建立了北朝瓷器序列,并将窑址、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型瓷器移入序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大量北朝瓷器的来源指向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游的洪州窑、岳州窑产地。刘未在文中还对目前学界在北朝瓷器的生产时间上推断过早等问题表达了见解(刘未《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编年》,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二)丝织品 丝织品自先秦时期出现,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对于古代丝织品的制作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有赖于考古发现中丝织品的种类。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是古高昌时期的墓地,从1959年第一次发掘至今共发掘墓葬473座,墓地延续时间从三国时期一直到唐代中期,出土的大量精美丝织品为学界广泛关注。达瓦加甫·乌吉玛对墓地出土丝织品的纹样特征进行了归纳研究,总结了出土丝织品的种类有锦、绮、绢、缣、纱、刺绣、夹缬、绞缬、缂丝、绨、缯、绫、罗等,并对各个时期的种类进行分期。墓地第一期即从西晋到高昌国时期,丝织品纹样较少,主要为中国传统纹样:回纹、菱形纹、禽兽纹;同时开始吸收西域中亚的纹饰图案,从墓地丝织品纹样分析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联珠纹、植物纹和动物纹。这些有着异域风情图案的丝织品出现在汉文化为主体的高昌地区,体现的是这一时期该地区中西交流的繁盛。此外,还讨论了纹样中反映的宗教因素(达瓦加甫·乌吉玛《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丝织品纹样特征探讨》,《北方民族考古》2辑)。 (三)铜镜 2014年,洛阳地区出土了一面三角缘神兽镜,这是继2006年、2007年以来洛阳地区出土的第三面同类型铜镜。虽然出土地点不明确,但是文章甫一公开,在日本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张懋镕先生在之前研究基础之上,认为该铜镜是典型的三国时期魏式镜,铜镜上的直柄单层笠松纹、直柄双重叠笠松纹,从未在中国境内出土,而洛阳地区接连出土此类型铜镜,昭示着其有可能成为日本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源头(张懋镕《也谈新发现的洛阳三角缘笠松形神兽镜》,《中国文物报》4月24日)。 (四)金器 魏晋十六国时期,活跃在东北亚地区的多个族群在文化面貌上高度发达,创造出璀璨的三燕文化。田立坤以三燕文化的金器为中心,对东北亚地区3~6世纪黄金制品的共性进行分析。其分别对三燕文化金器,还有新罗、百济、伽耶金器,包括倭国金器,各自分类。认为从早到晚的年代序列是:三燕—高句丽—新罗、百济、伽耶、倭国,由此确定了东北亚地区3~6世纪黄金制品经历了从辽西到辽东、朝鲜半岛、日本依次传播的过程。同时,高句丽金器的来源或来自扶余,三燕文化的金器可能对其工艺制法产生过影响(田立坤《东北亚三至六世纪的黄金制品》,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