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城镇及其他遗址 城市考古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除洛阳、建康等都城遗址外,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及研究视角的拓宽,地区性城镇邑聚遗存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尤其区域考古调查方法的使用,使得一些重要遗址重见天日。 严辉通过文献和考古调查结合的方法,对河南伊洛河流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城、古聚落进行了全面梳理,析出《水经注》古城邑聚记载凡83处、《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凡84处,勘核后确定约122处。认为该区域内都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清楚,但是郡县、乡亭、聚邑、坞垒、关津等资料尚不明晰。对比考古调查与发掘的29座古城邑资料,认为考古工作还有深入的空间,建议设立课题解决(严辉《伊洛河流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城、古聚落汇考》,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作为地方性城址的代表,江苏扬州市蜀岗上古代城址资料的公布,确证了六朝时期广陵城的存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陵城经历数次兴废,而考古资料却一直暂付阙如,2015年度扬州城的考古工作是一大突破。其北城墙东段夯土墙体的发掘解剖,发现的六朝时期夯土最高残存1.2米,是在汉代夯土城墙内侧加宽1.7米形成;而唐代夯土则又是在六朝及以前墙体之上两侧增筑加宽而成。六朝广陵城城垣地望的确定,为下一步全面考察六朝广陵城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科学出版社)。 汉唐蓟城是今天北京城市的源头,近年不断有新的发现。胡传耸对近年来北京地区汉唐蓟城考古工作进行了回顾,考古发现的蓟城城垣之下叠压着东汉时期的墓葬,可以确定蓟城的年代不早于东汉,很有可能是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蓟城遗存。随着西晋华芳墓志和其他唐代墓志的出现,魏晋至隋唐时期蓟城的位置、规模也基本已经确定下来(胡传耸《北京汉唐考古回顾与展望》,《北京文博文丛》2辑)。 在辽宁沈阳市老城区地下,埋藏着一座古城——宫后里古城,以往学者一致认为其与《汉书·地理志》中辽东郡的侯城县相关。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不断考古发现有关古城的详细信息。考古工作者基本上确定了这座古城的四至范围,结合勘探发掘资料,认为宫后里城址始建于战国中晚期,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兴盛,魏晋之后基本废弃(赵晓刚、姜万里《沈阳宫后里城址刍议》,《东北史地》2期)。 四川芦山县姜城遗址是一座汉魏时期的古城遗址,近年来陆续出土一些经过改用的残碑,分别是《杨君之名残碑》《赵仪碑》《“十四年”残碑》。郭凤武等对新近出土的《故府张君之碑》考释研究,认为碑主人应该是东汉晚期到三国蜀汉时期,曾官至蜀汉云南太守的汉嘉人张休;结合其他残碑的情况,研究者认为这些残碑是延熙十一年(248)被重复利用于筑城(郭凤武、吴伟《四川芦山县姜城遗址新出土〈故府张君之碑〉初探》,《四川文物》6期)。 唐际根等对江西萍乡县芦溪古城考古勘察,古城平面呈不规则近圆形,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墙垣宽度为18米~20米,系红色土堆筑于地面之上,内夹大量砂石。调查者认为古城的年代很可能早至三国时期,并将该古城与孙吴时期修建的萍乡县城联系起来(唐际根、邹松林、常淑敏《江西省萍乡芦溪古城勘察简报》,《南方文物》4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斯皮尔古城的考古工作又有新的发现,古城平面呈矩形,年代约为魏晋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策勒县斯皮尔古城的考古调查与清理》,《考古》8期)。 日本学者关尾史郎综合甘肃高台县境内的古墓群、画像砖、出土简帛以及分布的古城址等考古资料,提出了发展“高台学”的学术呼吁。认为高台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于了解河西地区的历史文化构成有重要意义。同时指出,魏晋时期在此建立的建康郡居住着粟特人,这里成为他们前往内地的中转站,这对从城址考古研究角度探索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日]关尾史郎著,王蕾译《高台研究的成果和意义——推进“高台学”》,《河西学院学报》31卷1期)。 魏坚《牛川古城与北魏六镇》的报告,介绍了近年在内蒙古考古调查发现的一些古城,有四子王旗库伦图城卜子古城、察右中旗土城子乡元山子古城、达茂旗希日穆仁城圐圙古城和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而克里孟古城应该就是牛川古城。同时还结合文献以及周围军镇的设置,认为克里孟古城在北魏帝国的军事防御以及皇帝北巡中扮演重要角色。韦正介绍了河北尚义土城子古城的调查收获,认为该城址是北魏北部边疆东部地区最大的城镇遗址,推测为六镇中的柔玄镇(包桂红、程鹏飞《“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暨中蒙联合考古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草原文物》2期)。 (责任编辑：admin) |